中国的选择(下)

每一次改朝换代，体制都会有所调整，得到强化。帝国体制的茧壳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圆滑，越来越不易改变。慢慢地，这个体制不仅变得坚不可摧，而且可以自己运转。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不出宫门，不理朝政”。手下的国家重臣，每日“以数太阳影子的长短打发时间”。即使如此，国家照样运转。清代宣统皇帝溥仪，即位时只有三岁。因为这种完善的帝国体制，在中国，最容易干的工作，就是当皇帝了。

体制内的人，不希望改变，因为他们是受益者。体制外的人，想进入体制，是为利益考虑。1862年，同文馆初建时，传统家庭不愿送孩子入学，已经注册的学生，很多提出退学，总教习丁韪良劝学生说，将来毕业后，可以进政府部门，成为官员，很多才留下来。民国初年，留洋归来的青年学子，无论从东洋还是西洋回国，大多希望进入政府。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培养的博士人数超过美国，成为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半数以上的博士毕业后进入政府工作，成为公务员。这些都说明，政治依然是社会的核心，体制的影响力至今未减。

在这个体制之下，虽然朝代一再更迭，皇帝一再更换，中国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没有改变。因为重农抑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就无从谈起。因为“独尊儒术”，思想的创新就无从谈起，只有技术进步，没有科学的发展。这种惰性体制，既不会提高生产力，也不会改变生产关系。所以，黑格尔说，从本质上看，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的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就会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直循环下去。

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借着工业革命的威力，带着坚船利炮，强行把中国拉入世界文明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匆忙之中，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应对之道，在探索中国往何处去。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与西方，与其说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也仅限于西周时期。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西周以前的原始和封建社会，以及秦以后的集权专制社会。

所以，现代化，或者叫“西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中国这辆火车，从一条轨道转到另外一个轨道。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打破这个有效地运行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让中国从帝国的茧壳里摆脱出来。第二，如何与现代文明并轨，并轨到什么程度。用句说了一个多世纪的老话，是完全并过去，“全盘西化”，还是部分并过去，“半盘西化”？这两件事，密切联系，没有一件是容易的。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在很多方面，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也可见其难处。

中西文明，差异之处多于共同之点。不仅如此，很多方面，还是相悖的，所以，融合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出问题，比起佛教的本土化，还要困难。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中国自周礼以后，形成一种纵的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任何两人之间，总要先分出长幼尊卑和地位高下，这样，交往起来，举手投足才有所凭依。西方受基督教影响，基本上是横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后，至少在理论上，上帝以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再比如，基督教文明是出世的，向外的，征服的，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服从的，特别自宋明理学以后，是向内的，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西方国家借着工业革命的实力，以坚船利炮，要把古老而沉闷的中华文明，拉上他们的轨道时，中国便进入了第二个转型期。

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转型相比，中国的这一次转型，有很多的不同。第一次是主动的，有准备的。从西周制度瓦解，到秦始皇统一，500多年时间，各国之间实力的对比是慢慢发生变化的，中国的选择是从容而自然，顺理成章的。各方人物，从政治家到军事家，从思想家到游走于各国之间的“士”，都发挥了不同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转型是被迫的，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很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从乾隆皇帝接见英皇特使马噶尔尼开始，起初是傲慢自大，鸦片战争后无所适从，挨打了又犹豫再三，甲午战败后则手忙脚乱。到了二十世纪，就越来越激进了。

中国在第一次转型的初期，首先经历了“哲学的突破”，出现了很多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直到后来的“百家争鸣”，不仅流派众多，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绝后的。从玄学思辨到务实强国，从“远交近攻”到“合纵连横”，人们主动探寻社会的发展，为未来设计了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不同的选择。

第二次转型开始的时候，政治和外交上措手不及，也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没有思想的铺垫，没有理论的准备，直接就开始“制度的建设”，像是在沙滩上建大楼，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遭遇挫折和动荡，就是流产和失败。有的人抱怨“民国不如大清”，有的人说“共和不像共和”。回头看，自19世纪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一点，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作一比较，差异就更明显。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复苏，科学精神发展，特别是13世纪后大学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为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在国难当头之际，“睁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只有魏源、冯桂芬、康有为和梁启超寥寥几个，而且，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远不及他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前辈们。为什么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科举制度定型后，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家，也没人独立思考了，因为体制不允许，也没有出路。做学问的人只在儒家的框框里打转，只有经学家和考据学家。读书人是不思考的，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不思考的。

没有理论引导，中国的命运，在不同的政治家手里，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再加上内忧外患，转型期的中国，发了疯似的，有病乱投医，寻找各种“强国”之路。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他们要把所有的办法，都拿过来试试。这样，当然就易走极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都是这种走极端的结果。“十月革命”后，经苏联传入的马列主义也是，经过了几十年，中国才发现，共产主义原来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最长的那条路。

政治家总是为自身利益所驱使，在其位者，轻易不愿改变现状，因为他们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谋其位者，往往不择手段，“一将功成万骨枯”，搞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不仅如此，很多的政治家，受传统体制的约束，在追求现代化的时候，思想或行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帝国政治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也就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了。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两次走火入魔的极端表现。洪秀全这位“耶稣的弟弟”，要用“半吊子”的基督教，改造中国。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只是慈禧太后对于“洋人”的工具。这两个农民运动，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既有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又像走火入魔的邪教组织，既有传统的影响，又有现代的色彩。

慈禧太后在1860年随咸丰帝避难承德之前，是要改革的。晚年，迫于内外压力，也大刀阔斧地实行新政，不过，慈禧的底线是，不能触动皇族利益，不能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其他满汉大臣，如参与了鸦片战争的那些人物，最终的归宿，大多回归体制。李鸿章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唯一清醒的人”，曾希望联合日本，抗击西方，一场甲午海战，也使他彻底改变，最终回归传统。“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虽因中国未来的道路而意见不同，以至于分道扬镳，晚年时，二人均致力于保皇。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打着明朝的旗帜反对大清。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痉挛。在中国第二个转型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是蒋介石。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政治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的矛盾背景和思想，都可以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他自称是继承洪杨革命的孙中山的追随者，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孔孟学会的名誉会长，阳明哲学的揭橥者，也是基督教循道会的信徒，黑社会青帮的弟子，还是革命的国民党的总裁。这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高材生的新青年，似乎没有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却集中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极端的东西。

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接地气。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经过北伐，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也称为“黄金十年”。可是，最终，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蒋所领导的革命，只是浮在社会的表面，没有深入社会底层，只是改变了上层精英，没有改变普通大众。这样的革命，过去也发生过，也有成功的先例，如满族人建立大清，就是如此。用汤因比的话说，换一个皇帝和一班人马，改朝换代就完成了。在帝国体制下，这种精英革命是可行的，是可以实现改朝换代的。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第二次转型时期的中国，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必须将整个社会翻转过来。政权的改变，新朝代的建立，必须与社会深层结构的改变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结构打破，再重组，这也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就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英雄。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更重要的，毛立足于中国现实，从社会底层开始。比如，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读过很多马列书籍，《资本论》就没有读过，而是热衷于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的书籍，仅《资治通鉴》就读了很多遍。因此，有学者认为，毛是一个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中国的末代英雄。

在第一次转型时，“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最终胜出的是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有各种西方思潮，最终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偏于一隅的西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富国强兵，最后统一华夏。二十世纪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可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不断遭遇挫折，又为什么呢？

具有反叛精神的毛泽东，相信“不破不立”。他要把中国变成“一张白纸”，以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有一个“破”的过程。毛在建国不久就开始了，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是“破”，直到“文革”，把中国翻了个底朝天。目的只有一个，先破坏，后建设。可是，毛没有意识到，中国这块画布，两千年来，无数的帝王将相，志士英雄，都在上面涂抹过。他所能做的，是继续在上面画下去。中国是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的。

孙中山常说，破坏难于建设。事实也是如此。毛常把自己比作秦始皇，甚至超过秦始皇。两人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破”了以后，随即开始用新的东西去填补所造成的政治空间，如郡县制，如焚书坑儒，如家天下，等等。毛则是一直在“破”，而且，在“破”了之后，又没有合适的东西去填补，只有一些乌托邦的幻想。既然不能使用现代西方的思想，他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传统的东西，慢慢地，就越来越像一个传统的帝王了。直到最后，毛泽东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这说明，他很在乎自己的清理工作，“破”的工作，而这些，都是为“立”做准备的。

邓小平执政后，开始改革开放，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目的，是要维护和加强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削弱或放弃。当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政治体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时，迫于内外压力，邓也开始政治改革。可是，他所要的改革，只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在赵紫阳的主导下，当改革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时，就越过了邓的底线。在邓心中，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要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而且，更重要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体制没有改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还是在体制内打转。所以，当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很多都是一样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习近平上台后，一方面提倡“中国梦”，同时，发起“反腐”运动，旨在挽回执政党的信誉。习所用的办法，是向各地派出“中央巡视组”。这个办法，秦汉时期就用过，只不过，秦时称为“御史”，汉武帝时称为“刺史”，隋朝以后称“监察御史”。

无论是孙中山和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更重要的，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从历史中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少年毛泽东曾经赞许“商鞅之法，良法也”。后来，建立“新中国”后，毛就采用了很多商鞅的办法。

两千多年前，地处西隅的偏僻的秦国，能够并吞六国，统一中原，是因为商鞅变法建立的有效的体制。这一体制，由秦至汉，再经后世朝代不断完善，历千年而不衰。

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只有打破这一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才能完成转型，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有商鞅式的集权和决断，需要有扭转乾坤的魄力和勇气。这可能也是朱镕基在卸任总理后，观看《商鞅》话剧时，深有感触，泪流满面的原因。

中国的未来，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现代化，接受现代文明，成为现代国家。其二是继续在传统的帝国体制内打转，发酵，最后，就有可能成为战国时代的秦国，给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动荡。

中国需要走前一道路，避免后一道路。两百年来，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与西方，虽然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未来，必定是殊途同归。这是人类共同的前途。所以，在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同时，中国要努力建设“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就像过去这些年建设“中国式的经济制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这一制度下，政治家的选举会更民主，政治的运作会更透明，人民的基本权利会得到保证，普世价值也会受到尊重。

在没有了强人的时代，如何实现和平过渡，和平转型，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是整个中国都应思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面临的最大考验。(作者 刘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