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艾青说，人生的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只有那么几步。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同样。
中国的历史，从古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加两个阶段。这三个时期，第一是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时期”，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以封建制度为形态。第二个是秦汉以后直到清末的“帝国时期”，以大一统为目标，以专制集权为纽带。第三个是未来的“公民社会”时期，以自由、平等和人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
在这三个时期的中间，是两个过渡性的转折阶段。这两个阶段，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紧要的那么几步”。唐德刚称之为“历史的三峡”，是要说明这一转折过程的惊心动魄。其实，用“三峡”来比喻，或许不太恰当。“三峡”里行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更不能去往别的方向。而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中国，除了前进，可以后退，更可以选择别的前进方向。关键时刻，政治家做出的选择不同，历史的面貌就会不同。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转变，在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第二个“历史的三峡”，是从帝制向民治的转变，从19世纪中叶开始，直到现在，还在进行中。依唐德刚乐观的估计，如果“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到2040年左右，中国就能走出这第二个“历史的三峡”，然后，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一片大同景象了。
近两百年来，我们就处在这第二个“历史的三峡”中，为实现中国的再次转型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浊浪滔天。有时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景象；有时又互相厮杀，闹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有时是别人折腾我们，有时是我们自己折腾自己。有外敌入侵，也有军阀混战；有大清帝国的坍塌，短命的共和，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也有共产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即使是“新中国”的这几十年，我们也没停止折腾，有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也有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经济建设，才算消停一些。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古老的中华民族几乎是遍体鳞伤。不过，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现在，中国要去往何处呢？
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看历史，看看上一次转型的时候，我们是如何选择的，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上一次的转型，转出个什么样的中国来，这个中国又是怎样运作的。这个运作了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对于处在第二次转型时期的我们，有哪些助益，有哪些阻碍。从这么一个帝国体制，我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些问题，密切联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不无裨益。
中国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从西周封建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转变。这个过程，始于东周，平王东迁后不久。宗法制度的衰微，封建制度的瓦解，礼乐的崩坏，标志着第一次转型的正式开始。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封建社会。这种“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儒家认为是“理想社会”。从孔子到朱熹和王阳明，都一再称颂夏商周“三代”，那么，这又是怎样的“盛世”呢？
杨师群说，“中华文明一开场，就充斥着一股肃杀阴森之气”，是有道理的。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有的旷日持久，伤亡惨重。部落的数量逐渐减少，夏朝时有3000多个，西周初年，尚有1800个，到东周时，仅存124个。这些政体的减少，主要是通过战争。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政府拥有常规军队，二是出现了专职管理社会的官僚机构。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时，我们也发现，部落之间的战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一些学者强调的经济因素，如私有制的出现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或者水利灌溉的作用，等等，似乎并不是那么关键。
东周时，铁制农具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生产的东西出现剩余，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人口增加。后果之一，是诸侯的力量开始坐大，他们与周王室之间，与其他诸侯之间曾经密切的宗法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日渐疏离。同时解体的，还有封建制度。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楚、魏、秦，在新征服的土地上，不再另行分封，而是置“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管理。《说文解字》说：“县，悬也，系也”，就是指悬于国境边缘的新征服的土地。这个时候，封建制逐渐变为郡县制。
春秋乱世随之而至。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各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不断。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竞争日趋激烈，战争日益残酷，伤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国家的数目持续减少。为求生存，各国相继变法图强：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齐国的邹忌变法，等等，不一而足。
最为彻底、影响最深远的，当推秦国的商鞅变法。和其他变法一样，商鞅的目的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战争。他借鉴别国变法的经验，以“霸道之术”，将偏于一隅的西秦变成“虎狼之国”。商鞅所建立的体制，为秦始皇统一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帝国的初步模型，也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始作俑者”。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同时，东边的齐国，则是另外一幅景象，这就是“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哲学的突破”，其发生，有很多原因：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混乱，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春秋末期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一批思想家，作了理论的铺垫；“士”阶层的出现又提供了人才优势。旁薄郁积，蓄之既久，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繁荣，以齐国首都临淄西门的稷下学宫为主要场所。
所以，当时的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以“西秦”为代表的“黑色文明”，利出一孔，驱农归战，表现为集权和效率；以“东齐”为代表的蓝色文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表现为宽容与多样。
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混乱局面，也把商鞅建立的体制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国社会初步完成第一次转型。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选择，一变而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呢？有很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结果。一是从老子到孔子和荀子，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定于一”，忧虑“国不堪贰”。这种思想，经过他们在列国之间游说，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其次，虽然各地的语言和文字书写不同，这些思想家和正在崛起的“士”们，在列国之间流动，或授徒讲学，或游说政客，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意识。第三，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虽然战乱频仍，各国之间的贸易却一直没有中断。例如，管仲和鲍叔牙就曾奔走于燕、赵、齐之间，做皮革生意。范蠡也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做生意。可以说，东周灭亡后，思想和贸易这两个纽带，一直联系着诸国。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华民族早期的祖先崇拜，都是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华民族初民时期的祖先崇拜，演变成为父系家长为中心的氏族制度，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家长制，自然而然地成为独裁的基础，这些，为秦始皇的统一，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专制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铺垫。最后，不应忽视的，是“士”在这一选择过程中的导演作用。从商鞅到李斯，从公孙衍到张仪和苏秦，“士”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群体都无法相比的。我们从“士”的出身背景、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作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做出如此的选择。
体制的建立，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首先始于商鞅这样的政治家制定的一个个具体的政策。很多个别的政策，相互关联，成为政策体系。很多具体的政策，经过实施，形成制度。这样，体制的建立才告完成。经过时间的过滤，这些体制的内容，就成为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商鞅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树立起框架，中华帝国体制的完善，要到汉武帝，才基本完成。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 — 推恩令、监察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察举制和太学、盐田专卖，等等 – 在“中华帝国”的硬件中，装上了软件，使这个体制，运转自如。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体制呢？简单地说，它有三个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的部分：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以大一统为目标，以外儒内法为手段。
以亲缘组织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西周时期，国家是封建的，社会是宗法的。“亲亲”观念经儒家发挥，成为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理论基础，千年不衰。从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共产党，都努力消除家族亲缘的影响，希望把人民直接绑在国家之上。“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公社”制度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家族的影响又再次抬头。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儒家学说的影响，因为没有宗教等其他制衡因素，因为城镇化进展缓慢，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
谈到大一统，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就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大一统的时期和追求大一统的时期。这不只是指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还表现为文化和思想体系。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为不同的国家，中华文明也没有像希腊或中东文明那样中断，一直保持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体制。细数中国历史，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多。中古时期，长达数百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作为政体的国家不存在了，可是，以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还在，文化纽带还在。在国家衰弱的时候，社会壮大代替国家，令文化得以保存，民族得以不散达数百年之久。
至于外儒内法，则是历代统治者屡试不爽的两个手段，也是帝国体制得以运转的保证。外儒讲仁政，重伦理，内法讲法制，重事功。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既有仁德的外表，又有峻法的保障。在具体的操作上，多数统治者都是用儒家作装饰，以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
那么，为什么这个帝国体制可以从先秦到晚清两千年不变？因为它不断得到调适、加工和强化。
体制的强化，有些是自觉进行的，如科举考试。唐太宗李世民看着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一语道出了真相：“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从公元605年隋朝开科举，到1905年废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科举保证了社会思想的统一，也阻止了异类思想的出现。所以，有技术无科学，有理论无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
另外一个自觉地强化体制的措施，是重农抑商。从商鞅的奖励耕战，到满清政府内迁沿海居民，再到“新中国”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莫不是为了维护帝国体制。科举和抑商这两个办法，将社会上最活跃、或者说最有活跃潜力的两个群体 – 士大夫和商人 – 置于控制之下，社会上出现异见的可能性也就降到最低。
体制的强化，还有不自觉的因素。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社会动荡，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士大夫，多数人会选择与统治集团合作。无形之中，也就加强了帝国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会自我调适，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而且，我们发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制度元素出现后，往往不是取代旧的，而是叠加在上面，与旧的混合。新旧杂交，相互适应，整个体制的生存能力随之增强。西周初建时，武王和周公两次分封，共71国，其中，53国是姬姓子弟。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不是取代氏族封建社会，而是在其基础之上。无论是秦始皇帝，还是高祖刘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都没有摆脱氏族家长制的传统。
新旧体制或新旧文化相互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佛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的儒、道思想杂交，经过长时间的调适，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基督教刚刚进入中国时，是不允许中国信徒继续其祖先崇拜的，后来，也就做出让步，很多的基督徒，既拜上帝又拜祖先，将二者的牌位并列，一起享受供奉。二十世纪初，经过苏联过滤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久，即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虽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很多方面，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