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故事：从国际留学生到移民学者
讲述者：陶短房&青溪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旅加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下限，究竟该划在哪一年?下限时间，多数人大约都会同意划在2008年，这一年11月28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颁发技术移民新规，将原有的300类技术移民准入类别大幅削减到38类;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者语言要求，要求申请者提供雅思等级证书，或类似的法语语言等级凭证;首次为技术移民规定上限指标。从这一刻起，母语不是英、法语的大陆移民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从此经济类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大陆来加移民的主体，此前和此后的大陆来加移民，面貌、构成、生活方式，差异都是很明显的。可上限呢?似乎很难有个确切的时间点吧?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