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至1996年间，加拿大大约有130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约有15万名因纽特人、梅蒂斯人和第一民族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家中带走，送入学校。《印弟安寄宿学校和解协议》处理过集体诉讼后，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成立。在六年来听取幸存者及其家人的讲述后，委员会撰写报告，促进加拿大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和解。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表示，“和解就是在加拿大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建立并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过去，承认已经造成的伤害，悔过自新，并采取行动改变行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个人和集体过程。”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的成员，和寄宿学校和无名墓地失踪儿童问题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Missing Children from Residential Schools and Unmarked Graves)的幸存者，对“和解”发表自己的看法。
“了解自己，接受我的过去”
巴西尔(Wemotaci Atikamekw Madeleine Basile)，67岁，曾被送到魁北克省波因特布勒(Pointe-Bleue)原住民寄宿学校(1960至1991年)。巴西尔在寄宿学校度过了十年。六岁的她还记得祖父盛装打扮的样子，以及开心地穿上祖母花了整个夏天为她做的漂亮衣服。她亳无头绪地来到寄宿学校，虽然姐姐们都在那里，但祖父母或母亲却不在身边，当时只感到震惊。
巴西尔认为，“和解现在处于我个人层面上，这是关于了解自己和接受我的过去。以前当我谈起家人时常常哭泣，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将寄宿学校的影响传递给了孩子，这令我感到愧疚。我很愤怒、觉得被排斥，感到羞耻。我再也不想这样了，我想和谐地生活，拥有自尊。我正在学习爱自己，以便爱我的家人、孩子和他人。作为寄宿学校的幸存者，我们理应得到关爱、支持和认可。我们的童年并不容易，我很遗憾没能继续和祖父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学习阿提卡梅克人(atikamekw)的生活方式。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过好每一天，接受我可以继续在尊重和爱中完成我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谈论我的孩子了。在寄宿学校，欢乐时光十分难得。我正在学习发现快乐这种美丽的能量。”
“否认者不相信我们的真相”
布维尔(Jacquie Bouvier)，72岁，曾被送到萨斯喀彻温省博瓦尔(Beauval)原住民寄宿学校(1897-1995年)。布维尔的父亲是梅蒂斯人、母亲是德尼人(Déné)。她是寄宿学校的第三代幸存者，祖母、母亲和她本人都曾在那里上学。布维尔在寄宿学校度过了七年，在讲述遭遇时她一直用手捂着心口。
布维尔说：“和解？这意味着说出真相，我们的真相。但真相受到质疑，否认者不相信我们。我的姐妹们很早就去世了，她们被埋葬在寄宿学校。我看到埋葬的痕迹，母亲说她们被埋在那里，但没再多说。但人们拿着铲子过来，说这是一派胡言。我是家中九个兄弟姐妹中的小妹。母亲曾和一个牧师生过一个孩子，但孩子被带走了，生死未卜。另一个兄弟是60年代被送走的孩子，他在美国内华达州。他从不知道自己在两个月大时，被人从母亲怀里抱走。我有和他联系，但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会说六种语言，她第一次婚姻后当了寡妇，所以孩子就被抢走。母亲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她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冲击治疗，从此一蹶不振，在92岁时去世。每次我都会说出真相，我想让否认者知道，博瓦尔原住民寄宿学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想叫否认者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们没有说实话’。这令人很痛心，令人很痛心。”
“我们在和解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阿尔坎(Eugene Arcand)，72岁，曾被送到萨斯喀彻温省圣迈克尔(鸭子湖)(St. Michael’s［Duck Lake)寄宿学校(1894-1996年)。阿尔坎(Eugene Arcand)来自穆斯凯格湖(Muskeg Lake)克里部落，5 岁时和一群孩子被安置在一辆卡车上，就像运牛的卡车一样被送到寄宿学校，一待就是11年。第一天修女给他另一个名字和781这个号码，作为他的新身份。随后，他每天都受到身体、性、心理和情感暴力的威胁。幸好冰球这个运动将他救赎出来，但在离开寄宿学校时，他说，自己是“最不正常的人”。
阿尔坎说，“寄宿学校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这就是事实。但小心，人人都试着将对话引向和解，但我却不以为然，我一直在问自己和幸存者：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在公共教育领域上总是谈到和解，却没有人愿意谈论真相。和解是艰巨的任务，不要让制度蒙蔽你的双眼。想谈论和解的话，得先放真相在第一位。为什么要和解，我们在和解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在和解和真相的幌子下，我经历了很多创伤。如果你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还会想要和解吗？让我来问你：和解会带来什么？会否令原住民少点被关进监狱？能否让更多原住民获得大学学位？获得就业？能否减少原住民孩子被社会服务机构送进保育院？会否减少原住民自杀？谈和解时，我会思考这些问题。真相不是用来伤害你的，而是用来教育你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补救，事情并非无法挽回。”
“和解是个持续的过程”
莫里索(John Morisseau)，85岁，曾被送到曼尼托巴省克兰河(Crane River)寄宿学校。莫里索谈到在寄宿学校的日子时，他总结道：就是我们听过的老故事，一个天主教神父的故事，我逃了出来。那段日子相当艰难，我不想再回去了。梅蒂斯人莫里索当时只有10岁，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徙。约翰不忍心告诉父母自己为何不想再去寄宿学校，于是他穿过家门前的湖，到农场像个成人那样工作了三年。16岁那年，他去了更北的地方投靠叔叔，叔叔跟他说：“你和任何人一样优秀，不要害怕站起来。”18岁时，他应征加入加拿大武装部队。退伍后，他成为马尼托巴省梅蒂斯人联合会主席，是1981年向政府提出土地诉求的幕后推手之一。
约翰表示，“和解？我认为这是指生活上正发生或已发生的变化。例如以前皇家骑警会进入我们的社区，以任何理由将人们带走，但现在已不再如此。和解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政府不一定会考虑到实际情况，而我的工作就是指出其中的不足。必须经常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日常问题，才能做出适当的回应。我的梦想是让我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这种美好生活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很多东西侵蚀了它，比如酒精和毒品。自1976年以来，我再也没有碰过酒瓶和香烟了。我的梦想是让这些东西消失，我们不需要它们。”
“和解始于说出真相的承诺”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主任斯科特(Stephanie Scott)。斯科特是曼省罗索河(Roseau River)第一民族的阿尼西纳贝人(Anishinabe)，她说和解始于说出真相的承诺，但说出真相的重担，不能只落在幸存者的肩上。
斯科特认为，“和解需要机构、政府和公民各自承担起责任，响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94项行动呼吁。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了解寄宿学校的真实情况，倾听幸存者的心声，并对否认者采取坚定的立场。几十年后，真相将会大白。我们在研究和档案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发现，每当我们找到另一个寄宿学校的失踪儿童，我们就了解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我们真的很想帮大家找到他们的孩子，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家，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