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奥格从第八条约原住民领土(Treaty 8)，搬到温哥华已经20多年了。他希望在电影行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也想从寄宿学校对他的家乡和家人的持久影响中获得一些空间。他的家人就读的寄宿学校圣布鲁诺学校(St. Bruno’s Residential School)距离奥格长大的克里族部落(Driftpile Cree Nation)仅有10分钟车程，位于阿尔伯塔省Joussard 附近。虽然学校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59岁的奥格表示，它造成的伤害继续影响着幸存者及其家人。
奥格的外祖父母、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曾就读于这间寄宿学校。奥格说，他们的创伤也成了自己的创伤。奥格与妻子Petie Chalifoux一起离开了Driftpile Cree Nation。他乐观地认为，幸存者和像他一样遭受代际创伤的人可以治愈。接下来是他自己讲述的故事。
我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们由单亲母亲罗斯.奥格抚养长大。她在2006年去世，所以，我也是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的。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故事。我认为，像大多数家庭一样，外祖父母肯定不会谈论寄宿学校，即使他们谈论，他们也用克里语交谈。
我的外祖父建造了我们住的房子。这所房子的客厅里有一个木制炉灶，厨房里也有一个木炉，用来做饭。我记忆犹新的是墙上有一辐耶稣画像。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它让我很困惑。但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从来没有试图问过，比如，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的墙上？这一直困扰着我。我们养狗，有花园。我外祖父养马。他从伐木业退休后，开始修理车辆。他建了车库，还建了木棚。
我亲眼见到我的许多家庭成员沉溺于酒精，尤其是几个舅舅，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艰难。他们酗酒。他们彼此之间很暴力，对社区和家庭中的其他人也很暴力。所以，这种创伤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会看到打架和一些孩子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你只是接受了它。我当然记得那种害怕的感觉。我差一点也被送往寄宿学校。当然，我很庆幸我没有去 (注：加拿大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在1997年关闭)，但我上的公立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的老师也一样种族主义，会说同样可怕的话。
我们的亲戚确实上过寄宿学校，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简直太可怕了。这些[经历]带来的影响非常非常强烈，不容小觑。甚至在土著社区中，也有许多人轻视、忽视这些问题。但到了某个时候，影响就会显现出来：会表现为贫困、暴力、和各种成瘾。我目睹我的一位舅舅对自己的妻子施暴，然后威胁对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我的外祖父母施暴。这可能是我最痛苦的直接经历之一。我当时大概五、六、也许七岁。他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他显然试图用酒精进行自我治疗……在某个时候，他的愤怒无法控制，他会把怒火发泄在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身上。这是代际创伤真正恐怖之处的一种表现。我小时候多次遭受性虐待。这就是个人创伤，也是我最难熬的个人经历，它影响了我与每个人的关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试图理解我自己遗传下来的创伤，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的，如何影响我的生活。我还去进行了疗愈。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妈妈就带着我与一个叫做和平白根，White Roots of Peace的团体一起旅行。这就像她的精神觉醒。她旅行去了不同的部落，我们几乎是环游了整个大陆。一位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苏族巫医来到我们家，把一些传统仪式传给了我妈妈和舅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就是救命稻草。我们进入汗蒸屋，举行了不同的仪式 —— 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舒适、安全、和理解。这是漫长的康复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远离毒品和酒精。我很容易陷入同样的瘾。我所作的是，努力把它们变成积极的瘾——比如健身。尽管我很挣扎，几次辍学，但我最终会回去，继续尽我所能。我勉强读完高中，然后上了大学。
我有两个大些的孩子，现在都30多岁了，最近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很快就要两岁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全新学习过程，因为我没有父亲。当我那两个大些的孩子出生时，我年纪还小，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意思是，当然我爱他们，我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但非常挣扎。有了我们的这个小家伙，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好爸爸。任何父母都一样爱他们所有的孩子，但我对待这个小家伙和大些的孩子的确不一样了。当你看到自己身上的不同时，这表明你正经历的疗愈程度。
高中毕业后，我去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上了大学。最后我搬到了温哥华。表面上是因为电影工作，我的事业。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温哥华是一个远离殖民和寄宿学校直接创伤与影响的地方，这些创伤和影响仍然在我们家乡社区游荡——成瘾、暴力、和各种不健康的东西。(我和我的伴侣)也会回到故乡，我们爱我们的人民。我们有亲戚在那里，他们选择留在那里。我们有许多亲戚不喝酒，他们在社区工作，尽最大努力在那里做出改变。
我们来到温哥华，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有时，我们也想回到社区。我们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我们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有了这个小家伙，我们希望他能更加了解我们成长的土地——河流、湖泊、森林——我们希望他比现在更了解他的亲人们。我们尽可能多地回去。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区更加健康，这样他就不会接触到仍在发生的事情。
我确实相信一个人可以完全治愈。寄宿学校的目标是剥夺我们的权力，剥夺我们的力量：我们过上好生活、照顾家人、照顾自己、照顾土地的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我们的家庭当作目标，剥夺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作为这些土地的合法和真正主人的力量。我发现，这不仅仅关乎我身体上做了什么和我在外面做了什么，而是我如何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精神中赋予自己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恢复的方式，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完全恢复。你会经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觉得，必须要让人们爱你，才能令自己感受到爱。我们的长辈曾经说过，答案是在内心 —— 全世界的智者可能都说过同样的话，那意味着你爱自己。你必须爱自己。
外面有那么多好的知识，我指的不仅仅是原住民知识保存者、长者、和礼仪师。我向世界敞开心扉。我没钱去参加研讨会，可哪怕是在网上，我找到人们分享的那些小智慧，我都会思考它们，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你找到了自己的路，你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有意识的承诺。多年前，我做出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我要把生活当作一段学习之旅。这让我把治愈看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痛苦和折磨是终生的。事实上，总有一天，它们会真正消失。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光明。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地真诚地治愈。还有许多第二代、第三代幸存者需要大量的治疗，我只是希望、祈祷并向每个人传递爱，希望他们能够迈出这些步伐。(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