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女子足球世界杯上，当澳大利亚队的凯特琳娜·戈里(Katrina Gorry)在点球大战中将球射入网窝后，她望向观众席，用手臂做出了一个怀抱婴儿摇晃的动作——那是在向她两岁的女儿哈珀(Harper)致意。稍后，她抱着哈珀走到球场上，两人身穿相同的球衣，骄傲地挥舞着手臂，观众则在为刚刚对阵法国队的胜利而欢呼。
在今年的赛事上，有更多的母亲踏上了这个赛场，让人们看到她们在育儿与最高水平足球比赛之间找到平衡的经历。强大、成功的女性公开拥抱自己作为母亲角色的形象，向世界传达了强有力的讯息。巴西传奇足球运动员玛塔(Marta)在她的球队结束赛事征程之际所发表的动人告别辞，也引起了对这种新榜样的关注。“我刚开始踢球的时候，女子足球界没有偶像，”她说，“20年后，我们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女性的楷模，而且不仅仅是在足球领域。”
世界杯吸引了多达20亿观众，球员们利用了这些关注度来聚焦全球女性争取权益的议题。“体育是社会的缩影，”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女性体育社会学讲师艾丽·鲍斯(Ali Bowe)说，“如果你能解决体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那你也将对解决更广泛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有所帮助。”她认为女子足球界的变革将会“转化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女足运动员取得进展最明显的两个领域是孕产权益和薪酬平等。“过去，球员们通常被要求在做母亲和职业运动员之间做选择，”在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研究性别、体育和不平等问题的史黛茜·波普(Stacey Pope)说。“这是因为体育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是以男性模板为基础的，而性别角色仍然将男性与养妻活儿相联系，女性则是负责照顾和养育。”
但是今天的精英球员们正在改写这些规则。今年世界杯上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是美国球星亚历克丝·摩根(Alex Morgan)在与记者交谈时暂时离开，接听她三岁女儿的视频电话。此外，西班牙球员伊莲内·帕雷德斯(Irene Paredes，帕莉迪丝)带着儿子来到澳大利亚，并在国际足联(FIFA)的访谈中解释道：“当你的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你需要他，但是他也需要你。”帕雷德斯与爱尔兰队的艾伊娜·奥戈尔曼(Ainé O’Gorman)、中国队的张馨和牙买加队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切娜·马修斯(Chayne Mathews)等著名球员一起，公开谈论了这个职业所带来的选择与挑战。
根据鲍斯的说法，过去女性球员通常没有产假权益，因为足球界历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体系。“男人怎么会想到，现在签合同工作的女性需要为怀孕而享受雇佣保障呢？”直到2021年1月，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才引入了各足协强制执行的孕产规定，给予球员怀孕期间全薪待产的待遇，以及至少14周的产假。在产假期间，她们至少要被支付三分之二的薪资。尽管有了这一举措，一些球员仍不得不继续争取，确保俱乐部会遵守规定。
一宗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案件，是冰岛前队长莎拉·比约克·古纳斯多蒂尔(Sara Björk Gunnarsdóttir)成为第一个在国际足联孕产权益规定上索偿成功的球员。她的前俱乐部里昂曾在她怀孕期间没有支付全额薪水。“这关乎我作为一个就业者、一个女性和一个人的权利，”她在2022年裁决之后这样表示。“这个胜利不仅仅是关于我。它感觉就像是给所有想在职业生涯期间生育孩子的球员提供了一个经济保障的承诺，”她在“球员论坛”(Players’ Tribune)网站上写道。
另一个取得进展的方面是薪酬，只不过距离薪酬平等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今年，女足运动员第一次获得保证，会根据球队的成绩得到奖金分配。依据她们在赛事中的进程，每一名球员的奖金金额会从3万美元到27万美元不等。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呼吁国际足联到下届世界杯的时候更进一步，实现奖金平等，消除女足球队奖金基金1.09亿美元(8600万英镑)与2022年卡塔尔男足世界杯4.37亿美元(3.44亿英镑)之间的差距。
国际足联主席贾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表示，“我们的雄心”是要至2027年时实现薪酬平等。联合国妇女署的体育主管珍妮佛·库珀(Jennifer Cooper)表示，令此成为现实的责任落在几个团队身上：“赞助商和广播商也需要走上前来，然后各国足协在实现女子足球薪酬平等方面也担当着重大的角色。”
与此同时，据全球球员工会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FifPro)最近的一份报告指，缺乏报酬、医疗监督和合适的训练设施等正在令全球的顶尖女足球运动员面临风险。牙买加球员切娜·马修斯(Cheyna Matthews)透露，她一个俱乐部队友的母亲发起了一场众筹活动，筹集到10万美元，才让“雷鬼女孩”(Reggae Girlz，牙买加国家队外号)得以参加今年的赛事。在一封公开信中，球员们表示，她们从协会获得的支持在“标准以下”，同时还表达了对营养和获取适当资源方面的问题表示担忧，呼吁“立即进行系统性改革”。牙买加足协则回应指，他们承认事情处理得并不完美，正在“致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远不是关于女子球员待遇的第一次抗议。尼日利亚队在2016年曾因未被支付津贴和奖金而在酒店举行静坐抗议。然后在2017年，挪威球员阿达·赫格贝里(Ada Hegerberg，希嘉葆)抵制了一届世界杯，因为她认为业界对女性球员“缺乏尊重”，并且还批评了“那些穿西装的男人”。然后在2019年，美国女足球员对美国足协(US Soccer)提起了诉讼，指女足国家队尽管成绩更优秀，但是报酬“持续低于男子队”。美国女足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而男足的最佳成绩是1930年的世界杯第三名。终于在去年2月，美国国家队球员获得2400万美元的赔偿，并得到美国足协承诺，会达到男女足薪资平等。
然而，FifPro的策略与研究部门负责人亚历克丝·科尔文(Alex Culvin)指出这不仅是关于薪酬平等的问题。“薪酬平等往往掩盖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她说，“女子球员面对的是短期合同，当中的回报不足以保证维持她们的生活。”球员们公开争取改善待遇“使其他女性能够更有发言权，或者有可能更有勇气发声，”鲍斯说。
足球运动员的经历也能够令女性更有信心就其他问题发声，比如情绪虐待和性侵害。针对美国全国联赛的一次调查，就提供了一个例子，女性能够成功抵抗大机构的权力滥用。杜伦大学的研究表明，球迷支持球员在场外的抗争。对2019年世界杯的现场成年观众采访中，球迷们说，他们把自己也看作是为社会平等而奋斗的一分子。“参与我们研究中的球迷认为，球员们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发声，会对性别平等产生影响，可以突破障碍，更广泛地帮助减少性别歧视，”该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史黛茜·波普向“BBC巾帼百名”(BBC 100 Women)表示。但是，鲍斯认为，当顶尖球员发声时，可能会伴随着个人的代价。“她们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或者被嘲笑的对象，”她说。
美国女足队员梅根·拉皮诺(Megan Rapinoe)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就有长期的口水战。最新的一次翻转是，前总统在美国队世界杯提前出局后发推文说：“觉醒就等于失败。干得好，梅根，美国要完蛋了！MAGA(令美国再次伟大)。”“对于球员来说，这就像是走钢丝，”鲍斯说。她警告，成为榜样可以是一个“沉重的标签”。“期望这些女性一直是无往而不利，要激励下一代，又要争取人们的权利，又要踢球，可能还要有另外一份工作，因为她们挣的钱不多……这对于球员来说是巨大的苛求。但是她们不做，就没有人会做了。”(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