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热浪席卷中国从北到南多个省份，许多地方的气温甚至超过40度，频频有报道传出中暑致死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坚果”)发起为高碳排放公司“赎罪”的倡议，希望帮助那些必须直面高温天气的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他把这项倡议发布在中国社交媒体账号上，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封锁。原本打算众筹10万元的“赎罪券”，目前只筹到9,000多元。“在中国做项目有一个特点，很多事情要随机应变，”坚果兄弟接受BBC采访时说。他预料到这次也可能存在风险，但依然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计划。
坚果兄弟仅以此名为人知晓，他在过去十年左右从事自由艺术创作，专注环境问题，擅长用戏谑的手法引导公众关注和参与。他曾在北京雾霾天气中推着一台工业吸尘器在街头“吸尘”，将收集到的颗粒浓缩制成一块“雾霾砖”，启发公众思考空气污染问题。他还曾在山东淄博受到污染的河水中放入形似鱼和辣椒的大型物体，制造出一锅“火锅鱼”，引发社会关注当地的水污染问题。“以荒诞应对荒诞”，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艺术手法。这些年来，他一直尝试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枯燥的科学数据与个人感知联系在一起，启发不同领域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倡导大家亲身参与进来一起推动改变。
为碳排放行为“赎罪”
坚果这次希望把全球变暖的科学概念带到公众视野，唤起人们思考碳排放如何影响底层劳动者的问题。“前些年一直觉得这个概念离我们很远，但最近切身体验到了高温的恶劣，周围还出现了台风、暴雨、干旱这些极端天气，给人们带来非常直接的影响。” 他说。7月中旬的一天，他骑车去买书，阳光炙烤着大地，两三公里的距离就令他汗流浃背，苦不堪言，由此联想到那些不得不每天面对高温的劳动者。“每一次灾难发生，一般都是最弱势、最穷的人最先受到冲击。”
他重点关注环卫工人、外卖员、建筑工人等群体，建立了微商众筹渠道，希望筹集1,000份“赎罪券”，发放给30个城市的户外劳动者，用于购买矿泉水、遮阳帽等物资。但7月初发布消息后，不到一周渠道就被封锁，他共筹集到90多份。坚果介绍，“赎罪券”一词来源于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当时教廷为筹措资金，授权神职人员售卖赎罪证明书，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敛财工具。他想用赎罪一词讽刺一些没有为碳排放行为负责的公司，也包括那些通过创造误导性环境主张来将自己“洗绿”的行为。
坚果希望一开始由公众出资购买赎罪券，代替这些公司赎罪，从而倒逼公司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责任。“互联网上有个词叫‘嘴替’，意思是代替网友表达心声，这让我联想到‘罪替’，就是代替负有原罪的公司赎罪的意思，”坚果语带调侃地说。今年42岁的他相貌清瘦，头发及肩，操着一口地方口音。
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陆风表示，购买“赎罪券”可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个人本身使用了石油，为自己的碳排放赎罪；另一层意思是碳排放公司有罪、个人代替公司去赎罪。陆风过去十多年从事公益活动，曾为尘肺病人的治疗发起筹款等。他认为尘肺病人与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有相似之处，“都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被迫从事这样的工作。”“因此，即便他们这样做有工资拿，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怀和尊重。”
坚果将收到的钱发给志愿者，由他们打印出“赎罪券”，每张券上写着一个公司的名字，包括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石油、电力、煤气公司等。“我觉得信息平衡非常关键，先要有碳披露，然后再来改变，”他说，“我希望国家出台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国内的上市公司无条件地进行碳披露”。根据一份2022年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高碳排放上市公司的数据披露情况并不乐观。在上榜的百家公司中，只有40几家公司选择主动披露数据。
环卫工人：“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由于筹集到的资金有限，大部分城市只收到约300元，即3张赎罪券。目前有8个城市的20多名志愿者参与进来。有的城市所在的社交媒体讨论群被封锁，也有一些志愿者因担心风险而暂停行动。在中国东南部一个城市，志愿者PA组成了一个四人团队，他们选择上了年纪的女性环卫工人发放赎罪券。 这位志愿者在读研究生，出于安全考虑，她要求匿名。PA说，他们接触到的环卫工人大多带有强烈的警惕心，要么怀疑他们是骗子，要么认为他们是记者，在做暗访行动。“最开始找的几个环卫工人，都直接把我们拒绝掉，而且态度很凶。”
吸取经验后，他们称自己是大学生，在做公益活动，希望帮助劳动人民购买解暑降温的物品，才慢慢沟通起来。整个过程不提“赎罪券”、“天气变暖”等词汇。但即便如此，依然很难发放出去。“他们害怕接受了东西会被公司处罚或开除，或者害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会惹祸。”PA说。后来一位白发花白、60多岁的环卫工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原本互留了电话，打算等她忙完手上的工作，一起去超市购买物品。但正当志愿者们准备离开时，这位环卫工突然上前叫住他们。“她扛着扫把就跑过来，挡住我们的车，靠近车窗向我们喊，‘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如果我犯了什么错，你们不要联系我的儿子，老人犯错不要牵连孩子’。”
害怕的不止这位老人，还有PA自己。她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前就犹豫不决，害怕自己的行为被记录在案，影响未来出国留学。“无论是做好事的人，还是接受好处的人，都在恐惧，说不清楚为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PA说。其它城市的志愿者也有顾虑。坚果说，一个南方城市的志愿者担心在赎罪券上显示公司的名字可能遭到报复，为了规避风险，他将“赎罪券”三个字划掉，在下边写上“清凉券”。
志愿者：很难知道劳动者的真实需求
在福建的志愿者陆风与附近的环卫工人关系熟络，见面会热情地打招呼，外出遛狗时也寒暄几句，但如果问到他们需要什么则“很难得到答案”。“他们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是理所当然的，就算在高温底下晒太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已经接受这样的命运了。”陆风说，根据以往帮助尘肺病人的经验，另一个原因是，包括很多这一社会阶层的人受教育不多，语言组织能力不好，尤其是女性和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一些人的母语是地方方言，沟通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由于众筹渠道被封，仅有的300元让陆风觉得齿于向劳动者开口。后来他改变了原有方案，将每人一张券(即100元)购买物资，改为直接发放矿泉水。目前准备派送一百箱，每人一箱。陆风认为，坚果兄弟这次发起的活动的确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也许能在传播和讨论层面起到倡导作用，但对于底层人士来说，现实层面“可能受益不大”。
政府与民间
中国政府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目标公布之后，中国许多碳排放大公司表示启动相关研究。然而在民间参与方面的行动却举步维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曾指出，民间环保团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法性问题，同时，在国内经济下滑和国际环境复杂的形势下，政府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经济稳定和能源安全。
一位长期观察中国环境运动的学者对BBC说：过去10年里，中国在治理环境及气候方面的行动越来越倾向于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模式。期间很多民间组织被政府“收编”，成为执政框架的一部分，失去了批评、监督的功能，而公众参与也成为美化政策的一部分。加上中国在2017年出台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环保团体需要向警方备案之后才能公开活动。“这个过程带来了寒蝉效应，让很多人觉得，我不应该冒这个风险。”这位要求匿名的学者认为，坚果兄弟通过艺术手法进行气候倡议是一种“讨巧”行为，仍有一定的空间发挥影响力，但的确面临风险。
坚果说，他经常在推动一项议题的实践时发现“大家的无力感特别强”。他也不确定这次能起到多大影响力，但他依然相信，持续地推动总能发挥作用。“个体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能够形成共振，这些共振可以撬动更多东西”，他说。至于如何持续，他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建立一个网站，把已有的信息呈现出来，让碳排放大公司意识到，购买赎罪券也可以是一种公关行为，或者帮助竞争对手购买赎罪券，是一种挫败对手股价的方式。如果效果不大，他还打算策划另一个有关碳排放的项目，“通过侧面配合来推动”。“我可以不停地发起新的计划，就像滚雪球，把不同的小雪球汇在一起，然后不停地往前推。”。(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