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张静静在中国重庆农村出生长大，本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成为村里人的骄傲。但在2019年大学毕业后，她发现不但没有获得一技之长，甚至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连期望的薪资也达不到。
她大学读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进入房地产行业做销售，这是近年来面临转型压力最大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三年坎坷的就业经历后，她身心俱疲。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家政行业，从中看到一些希望。“当时我已经是抱着相当崩溃和‘摆烂’的心态，我觉得随便找个工作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张静静说。但她发现自己热爱这一行。她的工作是给5岁左右的学龄前小孩当住家保姆兼家庭教师，大部分时间陪小孩玩耍，有时间也帮家里的老人做点家务。脱下西装，换上便装，她成了一名“蓝领”劳动者。
自2020年以来，中国青年人失业率连续几年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官方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连续两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升至20.8%。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一份需要体力劳动的“蓝领”的工作，包括送外卖、去餐厅当服务员、做网约车司机等等。“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大学毕业去做家政，代表了人力资源错配进一步加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说。
高失业率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变大，对于家政行业，尤其是包括负责教学的高端服务来说，的确是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相比香港、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有需要的家庭通常会选择外籍劳工去做家政。“这遵循经济学里的比较优势原理，因为外劳的成本低，他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比较优势，所以雇佣他们来做，对于提升整体社会经济效率有很大帮助”，陆曦解释。
从“白领”到“蓝领”
中国目前对“白领”人士的需求正在减少。据经济学人智库估计，2020年，雇佣主体是大学生的专业服务岗位约占青年就业机会总数的40%，是十年前的两倍。但是，由于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着手监管房地产、教培、数字经济、金融和娱乐等多个行业，有相当一部分岗位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2021年，仅房地产、辅导和科技公司的招聘信息就占了毕业生所有招聘信息的一半以上。一年后，这一数字降至2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趋向以服务业为导向，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约75%的青年雇员在服务业工作，但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创造出来的许多服务业岗位都是较低端职位，比如外卖员、餐厅服务员等。对于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所追求的高工资、高技能的岗位，并没有很多。
张静静之前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正是近年来受政府监管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政府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抄的”。监管机构对开发商贷款设定了上限，并对土地拍卖进行了全面改革。这影响到这个行业的财务业绩，许多房企压力爆棚。为了拼业绩，张静静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作息不规律，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长期下来令吃不消，两年后辞职了。之后她曾尝试考研，但没有成功。
2021年底，她在餐饮行业找到一份销售工作，但再次遇上低迷的市场。彼时疫情还没有结束，餐饮业没有完全恢复，加上小区动辄封控，她感到十分压抑。“相当崩溃，每天在家什么事做不了，睡眠不好，吃饭也没有胃口，整个心情很低沉”。四个月后，她辞职了。后来她又多次应聘其他工作，但都没有合适的。她曾羡慕公司的保洁阿姨，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四、五千，但“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只不过是身体累点，还能买五险一金(五种社会保险福利)，又能受到专业培训”。
今年年初，一则家政行业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张静静的注意，月薪8千到1万，甚至打破了她对“蓝领”工作的想象。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入行了。她的同事大部分是35岁至55岁，一部分从农村出来没有读过书，还有一些已经退休。这一行对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但张静静不这样看——她说不仅得到了专业技能培训，有助于在这一领域长期发展，还能在拿到专业证书和完成实习后拿到上万元的月薪。她目前在成都生活，这个薪资水平已经达到了她之前做销售时的提成。
不过，并非所有“蓝领”工作都能实现这样的水平。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2年发布的报告，中国蓝领劳动者整体平均收入为每月6000元左右。并且，“蓝领”群体依然面临部分公司工资发放不及时、待遇差、管理落后等问题。
“猪站在风口都能起飞”
也有年轻人在行业变革时主动选择离开，“自降身份”去做一些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29岁的陈陈(化名)2016年本科毕业后，在重庆从事与房地产配套的家电营销工作。时间一晃就是7年，但半年前，她从上一份工作中辞职，转行去做旧衣回收。收入比以前少了一半，而且还要厚着脸皮与底层工人竞争。她先是到住宅小区派发传单，也拿着大喇叭到居民楼下喊——“回收旧衣！”。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几十前较为贫困的中国，家里取暖靠蜂窝煤，时不时见到楼下有衣衫褴褛的老人，推着一板车的煤，大声喊着——“卖蜂窝煤啦！”也有回收矿泉水瓶和纸皮的人吆喝——“收破烂啦！”
很难想象一位拥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年轻人能这样做。陈陈也曾自嘲地说，“我年纪轻轻就开始捡破烂了”，但内心里，她告诉自己：“我比别人少走40年弯路，他们老了还不是要捡破烂的。” 陈陈觉得，这个行业有前景，因为当前中国对回收旧衣有很大的需求，尤其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衣服属于快销产品，淘汰得快，并且还没一个很有效率的组织来处理这些旧衣服。“不管穷人富人，都有需求”，她说，“猪站在风口都能起飞，人的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一点。”
过去几年里，她已经看到曾经从事的房地产行业走下坡路。 首先是上游的市场低迷，投资土地及买卖商品房的交易减少，于是导致需要购买家电的业主减少了，挤压了她的收益空间。她说，市场好的时候年收入能达到30多万，现在只剩一半。“如果已经知道这个行业处在‘红牌’市场了，那你还想着通过努力获取高额回报是不太可能的”，陈陈说。在她看来，以前上学期间，只要肯用功就能取得好成绩，拿到相应的学位，但这种思维并不适合当今的就业市场。
脱不掉的“长衫”
中国社会几个月前热烈讨论大学生是否应该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指的是鲁迅小说中一位落魄书生已经到了讨饭的地步，却依然执拗地穿着象征身份的长衫。在现代中国，长衫类比大学生的学历，脱掉长衫意味着去做一些偏体力的“蓝领”工作。有媒体指责年轻人，不愿意依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但年轻人有他们的不满。“当初是你们用‘知识改变命运’来鼓励我们学习的，如今大学毕业我们觉得就业困难，却被指责成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这句话被广泛引用。
这些讨论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以及严重贬值的学历。根据中国教育部，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而2000年仅为100万人。20多年的时间里，高校毕业生增加了10倍多。这是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另一方面，本科学历与职业文凭的就业情况的差距正在缩小。2022年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里，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持续在90%以上。而在一些现代服务业，他们的收入和稳定性未必比本科生差。
重庆的张静静在找工作期间曾应聘到一家投资公司，但发现周围的同事连本科文凭都没有，主管还操着一口浓郁的四川口语。她想到自己曾经是农村走出的孩子，好不容易读到大学毕业，无法放下那份骄傲，几天之后便离职。“属于高不成低不就这样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她说。当时的她就是那个“脱不下长衫”的人。
有年轻人的确在尝试“脱掉长衫”，但结果并不理想。杭州的李小姐以前做文职工作，由于公司运营出现问题，今年3月失业。失业后她尝试到电影院做收银员。每天站立七个多小时，导致她的腿脚酸疼发胀。而且薪资极低，“站立一个小时还不够买一杯奶茶”。最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份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未来更容易被淘汰。“有一种随时被替代的感觉”，她说。
李小姐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个人社交账号上，并呼吁“孔乙己的长衫千万别脱”，收到上百条回应。留言大多是跟她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有去做外卖跑腿员的、去快餐店做服务员的……但很多因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体力受不了等原因无法坚持。对于他们来说，从事“蓝领”工作只是就业失意下选择的一条短暂的退路，但不是出路。毕竟，并非所有“蓝领”工作都是新兴的朝阳产业，底层劳动者也有他们的艰辛。
学历还有用吗？
在做回收旧衣道路上寻找出路的陈陈说，她的同行中很多都没有学历，但她认为自己的学历并不多余。“许多同行会很早到小区里蹲点，能多收一点就多赚一点，但我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她说。她和合伙人想的更多是，如何积累更多的供货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把自己做成中间商，打通供应链，然后建立品牌和社群，在社交网络上宣传出去，最终自己当上老板。
这个过程也用到了她之前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如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利用供应、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让物流和资金不断流动、不断增值。“如果我没有上过学，没有做过之前的工作，可能就不会这么想，可能只会盯着眼前，想着今天又多收了100公斤”，陈陈说。不过，她并不建议大学毕业后直接去做体力活，因为“在身体非常劳累的情况下通常会减少对事情的探索和思考”。“即便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里打螺钉，那也不能为了打螺钉而来，更多的是要去思考一个行业的运作，比如一颗螺钉在流水线上的生产效率怎样，或者螺钉产生作用的机械原理是什么。”
陈陈在半年中已经大致了解了回收行业的运作，除了每天继续开车奔忙在收旧衣的路上，她已经和搭档开始琢磨怎样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及怎样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对于转行去做家政的张静静，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许这个时候“脱去长衫”才是合理的，她说“后悔没有早点入行”。她不再想着去考研，打算在这个行业多尝试几个岗位，同时好学英文，以后尝试走高端服务路线。对她来说，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有一技之长就能体面地工作下去，不管这份工作是不是一份能让村里人感到骄傲的传统意义上的“白领”职业。 (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