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导演李嘉慈(Karin Lee)将加拿大女子维尔玛·德默森(Velma Demerson，1920~2019)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搬上了银屏，纪录片《不可救药》(Incorrigible)正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展映。
李嘉慈在接受加广中文的采访时感叹说，自己第一次见到维尔玛是在2016年，已经96岁的维尔玛思维敏捷，聪慧坚定，而且依然是位斗士，为女性权益发声，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李嘉慈说，”她出生在一个对有色人种充满歧视偏见、种族主义的时代，但她个人对此有超越时代的认知。她令人感觉难以置信，她的人生超越了种族和性别，体现了人性和普世价值。”
她表示，这是关于一个平凡的年轻女子，什么都没做错，只是爱上了一个异族男人而遭受歧视与苦难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制度性种族主义如何毁掉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的生活，并毁掉他们拥有幸福健康家庭的可能性的故事。她强调，维尔玛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理解，加拿大现在的多元文化并非理所当。
这部纪录片的动画部分出自著名华裔动画制作人常虹之手。《不可救药》在去年的”北方好莱坞电影奖(North Hollywood Film Awards)”得到了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导演。
爱上华裔的代价
维尔玛·德莫森出生在新不伦瑞克省，父母离婚之后，她跟随母亲搬到了多伦多。18岁那年，在一间中餐馆，她遇到了当侍应的华裔青年叶哈利(Harry Kum Keuy Yip)，两人一见钟情。维尔玛在出版的同名自传中描述这一段爱情，”他非常英俊，非常有魅力，温和，非常现代”。在深入分析这段关系时，她写道：”我俩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他因为自己的华裔身份，我因为父母离异。”
加拿大政府在1923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之后的24年时间里，完全禁止华人入境。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制定的歧视性法案，华裔遭受当时社区和媒体的妖魔化。当父亲得知维尔玛与一名华裔年轻人恋爱同居的时候，迅速赶到了多伦多。一个早上，他带着警察闯入了维尔玛和哈利的住处，警方将她拘捕。
随后，依据安大略省的《女性收容法规》(Women Refuge Act，1897-1964)，在没有律师和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法官迅速判她进入感化院贝尔蒙特之家(Belmont House)一年。她当时向法官求情说，自己已经怀孕，而且他们正打算结婚。维尔玛认为，如果自己的未婚夫是个白人，法官一定会放过自己——但她的未婚夫是名华裔。在纪录片中，维尔玛简单明了地表示，这就是种族主义，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这是她一生厄运的开始。在贝尔蒙特之家关押一个月后，她与47名女性被秘密转入了莫瑟教养院(Mercer Reformatory)——也就是安大略省臭名昭著的女子监狱。在那里，她们被关进狭小而没有窗户的监牢，相互不许讲话，每天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是，狱医格斯特(Dr. Guest)对这些女性非常残忍野蛮，比如，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给已经怀孕的维尔玛做妇科小手术，给她注射或服用一种叫做磺胺的药物。
维尔玛形容，那段时间，她的内心完全被恐惧占据，生存的本能战胜了一切。但儿子小哈利三个月大时，被狱方带走送进医院，一度令她企图自杀。人们后来才了解到，格斯特医生是当时所谓加拿大优生学协会的副会长，目标就是”纯洁加拿大人种”。维尔玛也质疑，监禁期间出生的小哈利，一直多病，包括各种皮肤病症，是由于这名医生在她孕期以及生产时进行的”治疗”导致。
失去加拿大国籍
维尔玛获释之后，再次找到了叶哈利，两人决定结婚。李嘉慈认为，他们俩人是真心相爱的，希望安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惜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始终拮据，小哈利多病。儿童服务机构的社工就劝说维尔玛，你自己看着还是个孩子，不如把孩子送去寄养家庭。俩人同意了。
她和哈利的婚姻也出现裂痕。在哈利把他们卖掉家具等积攒的35块钱在赌桌上输个干净之后，维玛尔感觉，这段婚姻已经没有了未来。儿子小哈利因为混血儿的身份，不为加拿大主流社会接受，而华裔社区竟也歧视他，轻蔑地称他”Siwash” —— 对太平洋地区原住民的歧视性称呼。维尔玛决定带着他去香港生活，希望他能在不受歧视的环境下成长。
1948年，她第一次申请护照，才惊讶地发现，因为和外国人结婚，自己已经被剥夺了加拿大国籍。护照申请机构的官员对她说，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申请中国护照。维尔玛不得不使用了她在父母家时使用的名字，才“违规”申请到护照。而一直要等到2004年，她才重获加拿大公民身份。很可惜，在香港，她带着小哈利也无法立足。一年之后，她决定先把儿子送回加拿大，让他生活在父亲身边。但当维尔玛回国之后才发现，哈利又把儿子送去了寄养家庭。
纪录片中，谈及儿子，维尔玛充满遗憾，自己最终没有得到与儿子和解的机会。儿子12岁的时候，法庭依据儿子的意见，把他的抚养权判给了寄养家庭。小哈利把关于亲生父母的所有信息都销毁了，称自己是个”弃儿”；周围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有一个白人母亲。据媒体报道，1966年，26岁的小哈利，在独自游泳时哮喘病发作死亡。
从未放弃寻找公义
维尔玛后来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她也再婚，并又有了两个孩子。此后几十年的的时间里，她一直会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公，以及带给她和她儿子的悲剧性影响——她决定要为自己讨还公道。她的代理律师克皮托(Harry Kopyto)表示，事情发生六十年之后，维尔玛找到自己，问道：你能帮我找回公道吗？
事件早已经过了追诉期，但看着年迈而坚定的维尔玛，克皮托表示，自己会竭尽所能。他们开始寻找打赢这场官司的法律依据。律师克皮托说，”我终于意识到，把维尔玛送入监狱的法律属于刑法，而在加拿大，只有联邦才有权制定刑法，换句话说，安大略省通过这项法律是不符合宪法的。”他也指出，这项女性收容法，充满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比如，当中规定，”乱交、未婚先孕、当众醉酒、卖淫或流浪等行为”，都可能被送进监狱。
晚年的维尔玛感叹说，我想到那些和我一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性，那些祖母们，被强迫的罪恶感，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羞于启齿，而事实上，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维尔玛·德莫森说，”我想传达给女性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不是你的错。”2002年，82岁的维尔玛终于收到了安大略政府向她发出道歉信，就给她和她的儿子带来的无可逆转的伤害而道歉，并给予赔偿。但她并没有就此止步，直到去世，她都在为像她一样，基于安大略省这项恶法而遭到关押的女性，或是因结婚而失去国籍的女性呼吁，要求联邦政府的道歉。
“她是榜样，是鼓舞”
李嘉慈导演表示，维尔玛是一个榜样，为女性带来鼓舞。李嘉慈说，”如果你看现在的米兔(Me Too)运动，女性勇敢揭露有权力的男性对她们伤害，而维尔玛要面对的是整个政府。”纪录片中，观众可以看到，维尔玛为自己的案子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证据。她去了当时自己被关押的地方，甚至找到了当年的”治疗”记录，以证明她受到了故意的虐待、成了实验品，也证明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
李嘉慈唯一觉得遗憾的地方是，这部《不可救药》没有在维尔玛去世前公映。2019年5月，她向弥留之际的维尔玛保证，自己一定会把这部纪录片拍成，让更多观众了解她艰难而勇敢的一生。(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