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參戰的士兵凱璇歸來，塵埃未定已觸發另一場戰役，矛頭指向德裔、希臘裔及華裔少數移民族群及他們的店戶，指責他們是戰爭的受益者，並造成戰後的經濟恐慌。多倫多在本月追悼一個女性，她曾經反抗種族仇恨而留下難忘的歷史記印。
龍氏理髪店(Louis Long’s barbershop)的窗門隆然一聲破碎，聲音刺耳，內裡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以為世界末日將至。原來入夜後，一群瘋狂的暴徒在那個「難忘的十一月」晚上，到街頭搗亂，專門破壞有中文標示的店鋪，見一個砸一個。
他們闖入在伊麗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的合和魯咖啡店(Hop War Low’s cafe)，偷走了三百元，又砸毀一個掛牆的鏡子。本地報章指這次是報復行動。在事發前一夜，一班退役軍人正在咖啡店內吃東西，突然警察出現在街道的對面，追查華人經營的賭檔，引起他們的好奇心。軍人離座觀看拘捕行動，返回餐廳繼續他們的晚餐，但遭拒絕，並被指為「白皮狗」及下令要他們離開。
事件廣泛流傳，引發眾怒。在十一月十七那一天，怒氣沖沖的群眾向華人店鋪投擲石塊，肆意破壞，迫使店員提早關門及拉起窗簾。警察趕到現場維持秩序，和軍人發生衝撞。想不到這班曾經為國犧牲及在戰場上表現得無比英勇的軍人，竟然會幹出這些違反法紀的行為，令人遺憾。
在1917年的春天，一個在索姆河戰役(Somme)受傷的退伍軍人，前往多倫多彈藥廠申請工作，被一個德裔人員拒絕，並叫他「滾開」。數天後，十幾個軍人返回那家工廠，興師問罪，高呼將那些「外星敵人」包圍起來，並質疑他們行使職權的合法性。之後，他們走到Parkdale地區，闖入一家店戶，向一個德裔店員徹查身分，強迫他示出移民許可證。在1918年八月，一個退役軍人光顧一家希臘人經營的咖啡店，與職員發生爭執而被逐出門。多倫多竟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秩序失控的城市，並連續了好幾天。一群退伍軍人意猶未盡，肆意將那家咖啡店徹底摧毀，砸毀窗門，打破餐具，並引來數千同情的市民及其他軍人，在希臘區内亂闖亂撞，將其他希臘裔人的餐廳及商戶盡情破壞，造成大量財物損失。當警察將鬧事者拘捕時，戰鬥轉移了目標，成為警察與軍人對峙的局面。
到1919年，這些地區性的爭端算是平息了，但平和的局面卻仍沒有出現。報章大字標題仍環繞著階級對立，種族分歧，對國家之真誠，經濟不穩定引發之恐懼與社會普遍存在之不和諧氣氛。在本土意識高漲的年代，退伍軍人成為社會中最反動的一群，仇視移民，並以暴力行為對待。歷史學家彌敦史密斯（Nathan Smith)這樣形容他們：「另類鬥士，另一戰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不可忽視之另一頁」
大部分多倫多市民仍然將他們祖宗源頭追索到不列顛諸島去，但今天之人口組合已愈來愈複雜，加拿大的遠征軍成員何嘗不是這樣呢？
在1918年發生反希臘人的暴亂期，一個叫Mastrogan的人發現他經營的咖啡店窗門被打碎。他對在現場的軍人說他是他們的隊友，曾經在法國戰場受傷。起初鬧事者保持緘默，後來歡呼，道歉，並答應賠償損失，然後繼續進行另一家店戶的破壞。由戰地返回多倫多的退伍軍人，如果不是英裔的，多數會隱瞞身分，不願多發言，所以在歷史紀錄中罕見他們的蹤影。史密斯對這個現象的看法是：反異族的態度驅使他們少發言，避免血統背景被揭發。
史密斯在聖力嘉學院(Seneca College)大學擔任歷史科教授，他的博士論文集中討論1915至1919年之退伍軍人。他說：若果將加拿大人的身分認同形容為一個具有多元族群代表性的典型，實在有點自欺欺人。至於你屬於哪一家教會，這樣當然不會引起任何爭議。但僅此而已，其實對文化差異的容忍度非常有限，縱使存在，但必須不影響我的生活或社區的和諧為首要條件。
在1919年，多倫多收容了大約五萬退伍軍人，佔五十萬總人口的比例非常明顯。這裡曾經是很多軍人的家，但也有人為了醫療服務，康復或安裝義腿而選擇來此。他們都嘗過死裡逃生的經驗，其中不少受了重傷或遭受過難以形容的折磨。抗生素仍未面世，公共場所禁止飲酒，違者會受到重罰。無所事事的軍人以聊天過日子，他們口若懸河表達個人意見，評擊沒有參戰的人，中傷利用戰爭的圖利者。
很多選修加拿大歷史的學生只知道在歐洲戰場發生的戰鬥，而對戰後在本土發生的動盪卻一無所知。原因是社會曾經發生的事沒有受到重視，缺乏研究及紀錄。另一原因是這些紀錄會挑戰軍人的崇高理想及他們的英勇事蹟。不過，史密斯認為沉默無助於揭露歷史的真相。其實大部分軍人是反對暴力及公開對抗的，只有少數軍人是搗亂分子，但產生的影響非同小可。
在1919年唐人街發生的暴亂，暴徒使用爆竹及石頭襲擊警察，警察運用警棍還擊。結果群眾作鳥獸散，沒有受傷的報告，沒有被捕的紀錄，也沒有人被檢控。
事發後，多倫多「星報」向讀者公開發問：「我們高談闊論大都會的博愛精神及關注世人的福利，但對待來自遠方的陌生人卻缺乏包容，用處何在呢？」
多數讀者的回信都表示對那些違法行為感到沮喪，但沒有對華人的遭遇表達同情。市長Tommy Church一直都站在軍人的那一邊，故意避開談論這次事故，而將1918年反希臘裔暴亂的責任推到「外國人，社會主義者及一些無業遊民」身上。他只會激化各方的情緒，於事無補。
在唐人街的紅三角俱樂部(Red Triangle Club)被搗亂後，「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市長對著眾多聚集在一起的軍人提出警告。這個俱樂部是由青年會(YMCA)經營的，招來之廣告表示它是個「避風港」。靠近這裡有設施提供「義腿」收緊服務，暫住的床位，可打桌球，可吃頓飯，卻沒有人知道你在光臨之前曾經砸毀過一些店家的窗門，你的出現可說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在1917年的開幕典禮由市長主持，他警告說會將這個地方關閉。
「你們的行為實在是對市政府及其他市民不公平的！」市長繼續這樣說下去。「很快你們將會失去公眾的支持與同情！」
在場的退伍軍人向市長提問：「何時你會將外國僑民趕出去？」他們發覺很難在這裡找到工作，因為職位都由異族人佔有了，而且他們變得很富有。」環球報(The Globe)如此報導。
反移民情緒與經濟興旺息息相關。史密斯指出在1914年，軍人的每日工資要比一般工人多出很多。不過戰爭刺激經濟發展，各行各業受惠，欣欣向榮，將工資提升了，軍人的薪酬卻停留不動。
很多企業界人士被指控利用戰爭發財，非英裔移民在當時都被普遍稱為「外星人」(aliens)，而來自德國或奧匈帝國的移民更被標籤為「外星來的敵人」(enemy aliens)，成為不滿情緒的「出氣袋」，矛頭更多指向那些佔據了較好職位的異族人。在1916年，世界大戰退伍軍人協會(the Great War Veterans’ Association)的多倫多支部，曾提出抗議：四十名中國僑民以低薪受僱於一家工廠，搶走了本來屬於從戰場回來軍人的職位。
恊會領導層雖然不同意會員採用暴力的策略來爭取權益，但向政府遊說限制移民人數。在1919年，安大略省省委書記(W. E. Turley)曾向星報透露：「退伍軍人協會支持政府將加拿大變成一個全白國家的政策」。在史密斯的博士論文裡，他毫不猶豫指出在省委書記及眾多退伍軍人的心目中，「外星人」缺乏愛國心，配不上成為加拿大公民，除非他們完全接受英國人及加拿大人之價值觀。
其實華裔社會成員是被剝奪了表達對國家忠誠的權利。在大戰前夕，加拿大招募士兵中心曾慎重表示不考慮招募在外國出生或持有外國護照的男丁，因懷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著名學者霍爾特教授(Richard Holt)在「填補兵源」(Filling the Ranks)一書中便有以上的描述。
到1915年有明文規定，入伍成為軍人必須持有英國國籍才符合資格。如果要申請加入英國籍，申請人必須在加拿大生活最少五年，行為良好，能掌握法語和英語。申請人必須到法庭證明具有這些條件，而遭受拒絕，也沒有上訴的機會。(作者/Katie Daubs，譯者/黃啟樟，2019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