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上午，第十四届中国全国人大第一次记者会召开，中国新总理李强挥手走进会场，紧随其后的是新任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这是李强作为中国总理的“首秀”，他长期在地方政府任职，并无丰富的中央政府工作经验，因此他的形象此前在全国和世界舞台上也不太为人所知。
每年中国的“两会”上，有“一头一尾”两出重头戏，分别是开幕时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闭幕以后的总理记者会。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学家苏月表示，记者会上李强没有回答挑战性强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尽管他的表现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但他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却是相似的，李强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新的、强有力的政策倡议。这意味着李强至少在上任的第一年，在政策决策方面的主导权有限，政治局会议仍将是评估中国政策方向的关键。”苏月表示。
5%的目标“并不轻松”
李强再次提及今年中国定下的GDP增速目标。他说，“今年，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我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的。当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120万亿元，基数很高，加上今年的新挑战不少，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并不轻松，需要倍加努力。”
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一公布，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因为该数值低于几乎所有机构和经济学家的预测。但李强也列举了中国经济的优势条件，“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源丰富，发展基础厚实等，更重要的是制度优势显著。”他还补充，“从最近两个多月情况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一些国际组织也调高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长风破浪，未来可期’。对此，我充满信心。”
此前经济学家分析，5%这个目标传达的信息，隐含着政府对风险的考量，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萎靡不振的楼市。同时也暗示对于互联网等行业的监管不会因为刺激经济而放松。
对民企和外资喊话
在首次总理记者会上，李强着墨最多的部分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他表示，“我长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经常有机会与民营企业家交流，对他们发展中的期盼和顾虑还是比较了解的。确实，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他说，在发展民营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而且“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对于外资，他说，“中美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我去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工作，接触了不少包括美资在内的外企高管，他们都告诉我看好上海、看好中国。这些都表明，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为。围堵、打压对谁都没有好处。”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表示，从李强的履历也可以看出来他的风格——他在上海、浙江主政过，也在香港念过书，他的风格比较重商，他对西方资本不会抗拒，但是也不会全盘接纳，主要因为中国国情有其特殊之处。庄太量称，他一上来就给民营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是因为之前管得比较厉害，所以他现在也有必要出来说明政府的立场以稳经济为主，安抚民营企业。他还在传达信号，炒作中美关系是政治操作，不是事实，而对外开放是中国继续要走的路，望外资来投资中国。
苏月称，李强试图向私企和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是，“即使李强作为一个亲商的总理出现，并且在浙江和上海的任期内有良好的记录，但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意味着信心不会立即恢复。”“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展现个人特质和重点方向
虽然李强没有很强的“金句”风格，但各媒体仍然普遍提及他在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上的表述。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李强对此回答比较详尽，分了四个部分。他提到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我们要推动各级干部多到一线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向人民群众学习，真正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他还提到“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都要有服务意识、发展意识，特别是在履行审批、管理职能时，不能光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尽设路障、不设路标；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
本次两会上，除了人事变动外，《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最多关注，其中对金融领域和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变动最大。苏月称，李强花了最多篇幅谈论促进民营经济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反映出这两个方面将是他工作的重点。李强几次提到他在农村地区和基层政府的经验，这也意味着尽管他缺乏在中央的工作经验，但他将更加关注政策的实施，并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这总体上是个好消息，但也反映出李强的首要任务将是使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更有效率，而不是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苏月称。
中国总理与记者会
对于中国的政治肌体而言，“记者会”多少有些异物感，容易产生排异反应。高级领导人极少在国内举行记者会，因此“两会”后的中国总理记者会，几乎汇集了中外媒体一整年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尽管记者会上的提问被普遍认为是已预设好的，但答问者时常会有超出预料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时任总理的形象。比如朱镕基，从副总理到总理，他主导中国十年的经济改革，面对的社会复杂度和改革难度极高。前五年作为副总理的朱镕基已经开始剧烈地改变中国，1998年，在他履新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点名凤凰台吴小莉提问。后者问，“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他接着说，“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在中共官员中并不多见。但彼时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改革航路礁石密布，又恰逢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说法并不夸张。
虽然伴随着不少副作用，但朱镕基在任期内已为中国经济成功打造出“三驾马车”——分税制改革盘活财政，使投资成为一架马车；汇率改革、加入世贸，使外贸成为一架马车；房改推动消费成为一架马车。中国保持了超过十年“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舆论普遍认为，继任的温家宝政府只是收获了前任总理的改革成果，自身缺乏新建树。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语气缓慢，并且喜欢引经据典，鲜见出格的表达。直到他卸任前最后一次记者会，却对于格外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罕见的表态——“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到了李克强时代，他风格一变，语速快而轻松，喜欢用“金句”——比如，“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换得企业、群众办事的‘爽’”；再比如，“人在干天在看，现在是云计算时代，我们要让‘权在用，云在看’”——但没有流传特别广。不过李克强的经济学功底有时透露出对中国经济的独特理解。比如在2020年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引发热议。
李强的第一次记者会落下帷幕，没有留下“金句”，或许是风格使然，也可能是新总理刻意为之。(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