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以发生在2015年，轰动全城的谋杀案审判为故事背景的港产片《正义回廊》，近日在香港影院放映中异军突起，至今票房已经突破2千万港币，并继续攀升，成为今年香港电影的票房“黑马”之一。
今年香港演员古天乐制作预算达数亿港币的《明日战记》，至今在港有8千多万港币的票房收益(在大陆票房约7亿元人民币)，打破过往《无间道》及《寒战》等香港电影在本地的票房收益纪录。与此相比，《正义回廊》制作预算约一千万，以“三级片”的观影年龄限制，至今获得两千多万港币票房，在同类电影的成绩中算是突出。
《正义回廊》以2013年周姓凶嫌骇人听闻地谋杀并肢解双亲的案件为灵感。电影中有大量杀人及肢解片段，但更多集中在审判过程，探讨法律是否能真的实现正义，以及凶手及帮凶复杂的心理背景及家庭关系。在电影中，陪审团成员及正反辩护律师基于个人经验或对法律及社会偏见导致的各说各话与相互指责，以及媒体嗜血的夸张报导及全港网民“上网办案”等情况的出现，都让人们关注司法是否真能做到“毋枉毋纵”，成就了这部挑战题材的电影。
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活动之后，几年来一连串有关集会以及示威冲突的逮捕及审判成为香港日常。有一些读者说，感受复杂的部分民众或许因此将情感投射在这部深度探讨过去司法审判的电影里。何爵天简短地回应BBC中文称，这部电影从2020年开拍一年杀青，电影确实反应社会，但这部与过去2015年谋杀案审判有关的电影，“也许可以说是回应这个时代，是个历史的记录吧”。
舞台“表演”手法？
1987年出生的导演何爵天在电影圈磨练多年。第一次执导剧情长片的何爵天对BBC中文说，他对票房卖得很好感到“十分意外”。他说，这个题材并非“阖家欢”的影片被列为“三级片”，而且片长还超过两小时，但为了准备这部电影，他下足了功夫，与同事亲身去很多香港法庭听审。何爵天对BBC中文说，他可以看到，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个‘舞台’，要把故事说得‘动听’，谁能让九个不能发言的陪审团成员信服，那谁就是赢家”。他强调，这部电影的许多主要演员具有深厚的舞台剧演员背景，在电影中的表演方式因此不是强调演员演技“自然”，而是试图在荧幕中呈现如何“表演”的技法，间接凸显日常法庭内的“表现”。
在预算限制下，近年来独立制片的香港电影在香港舞台剧中找寻硬底子的演员，出演大荧幕角色。在片中饰演弱智嫌疑犯而走红的麦沛东亦告诉BBC中文，为了这个角色，他在如何表演出在愚蠢与聪明、天真及狡猾中游走的个性方面下足功夫。何爵天说，麦沛东与饰演主嫌的杨伟伦，在舞台剧生涯中就有师兄弟与朋友的关系，片中饰演机关算尽、犀利大律师的苏玉华，亦是香港舞台剧天后。何爵天表示，他的做法是，将他们在舞台剧中的友谊及表演关系，搬到大荧幕呈现，他自己十分满意这个效果。
不过，艺术创作明显取材或改编自真实发生过的犯罪事件，如何呈现本来就一直存有争议。譬如，创作是否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耸动的题材与情节是否掩饰了观众的反思等等。一位署名观众便在社交网站“豆瓣”上评论说：“群像的刻画还是蛮精彩的，每个人物都有记忆点，但是不深刻；我只是疑惑为何要把电影拍成三级片……所有与三级相关的画面似乎对剧情没有直接帮助。”一位署名“王小花”的网友也在“豆瓣”上说，导演用了许多“类型片技巧”让庭审过程变得有趣，“但也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导演塞了太多无关紧要的内容进来，让人不知道他最主要想要表达什么”。
审判辩论与观众参与
这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全港的“大角咀弑双亲”奇案。当时，一对周姓兄弟在网上称父母在回乡后突然失踪。嫌犯甚至邀请香港《苹果新闻》协助拍摄协寻影片，但经调查以及《高登网站》等许多网友指出，人们后来却发现，凶手竟是受害人的20多岁亲生次子。根据当年报导，周姓凶嫌自承，从小父母偏心兄长而冷落他，被强迫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后，又常被当地人霸凌。回港后，因为向父母借贷还赌债不成，而起了杀机，将父母杀害并肢解，与另一位患有智能障碍的谢姓友人，将尸体分尸，残肢丢弃于海中，受害人头颅则放在谢姓男子租屋处冷冻柜，骇人听闻的案件震撼全港。最终，在2015年的审判中，周姓凶嫌被判终生监禁，谢姓男子则谋杀罪不成立，仅被判处协助毁损尸体一罪。
这部电影将当时沸腾全港的审判辩论再次翻开。特别是针对谢姓男子无罪的判决，曾持续引发激烈讨论。何爵天向BBC中文记者解释，他希望借着九名陪审团成员针对此案的各说各话及矛盾挣扎，邀请观众也参与思考该案件中出现的种种议论，“观众也可以是电影中的陪审团”。何爵天一连提出许多问题，包括：“智商不高就等于没有能力杀人”，“凶嫌的成长背景及社会经验又怎么让他亲手杀了父母”，以及“凶嫌沉溺于种种网络论坛，助长自我，想要受到关注”等。
受邀观影的人士深度沉浸在审判剧情中，参与案件思考的电影手法因此奏效。许多香港影迷“二刷”甚至“三刷”购票入场，希望在电影中参与“办案”，即便这部电影中的一些人物及剧情细节并非与原案完全雷同。来自香港九龙土瓜湾的郭妮可(Nicole Kwok)告诉记BBC中文称，她觉得剧本着墨在陪审团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部电影带出法律有时并非可以简单地确定“非黑即白”，去做界分的工具。她说：“真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要辨别是非，要有论证过程，信口开河或者轻率地作出批判，都不会达到公义。”而与受害者生前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卢乐麟则称，自己有段时间未进戏院看香港本土电影。但透过朋友口碑，他买了票去看。他解释说：“这套电影最吸引的地方是拍摄手法，加入了很多舞台剧灯光效果，虽然我不是修读电影，但以转换场景叙述同一件事情，这也很新鲜和更令人投入。”
犯罪片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回顾香港电影及社会历史，在地小人稠的香港，任何与凶杀有关的犯罪新闻及审判总是容易引起全港民众及传媒的高度关注。从港片《英雄本色》或杜琪峰的警匪片，到《法内情》、《法外情》，甚或《人肉叉烧包》等，这些涉及社会凶杀案情节的电影一直很受香港观众欢迎。研究香港罪犯片电影史的香港中文大学温祺德助理教授(Kristof Van Den Troost)对BBC中文说，犯罪片在香港有独特的社会意义。他解释说，自100多年前犯罪片首次出现在大荧幕以来，犯罪这种电影类型，一直是用以参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
在香港，特别是在1970年代，出现了许多基于现实犯案案件的犯罪电影。温祺德表示，因为那时候，“暴力犯罪是香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那些电影也是在英国殖民政府下，审查制度开始放松之际。由于关于黑社会歹徒或警察的电影经常涉及权力斗争，对领土的控制、正义和法治等问题，它们很容易被用来评论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或者可以被有此倾向的观众以这种方式解读。”
香港中文大学温祺德也表示，涉及社会凶杀案情节的电影除了提供大量令人膛目结舌的暴力或血腥画面之外，犯罪电影还允许导演通过电影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述。他说：“在电影中直接处理政治问题是很危险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以电影评述社会问题的作法，一直是香港电影的惯用手法。”香港影评人李展鹏撰文说，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位置，譬如在“九七”香港主权移交前，英国殖民政府对香港电影里的政治议题一直很谨慎地进行审查。香港因此一直没有直接拍政治片的传统，但却分别在帮派类型影片中，迂回地影射政治。
在“九七”前拍的香港黑帮电影(譬如《英雄本色》系列)通常与越南华侨帮派发生的冲突有关，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彼时电影中正反两派“黑白分明”，英雄总是得胜。这些善恶的电影故事，开始回应香港当时开始建立的引以为傲的的法律制度。电影中有关警察、帮派、廉政公署以及律师审判的情节越来越多，成为香港特有的类型电影。
之后，在“九七”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新的电影情节中，有关法律或帮派的灰色地带却越来越多，譬如在《无间道》中，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越来越难以下定论。对《正义回廊》来说，有评论称导演试图说的香港故事，除了耸动的犯案情节，不断针对香港法律审判制度的诘问，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探测，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和辩论。(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