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华侨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足迹构成了其中独特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年华侨对于祖国的乡土情怀，不仅体现在对家国的建设与发展上，而且也体现在关心祖国安危的救亡与参政上。在1940年代前后，美国华侨司徒美堂(1868-1955)就是这样一位心系家国，积极参政的华侨代表人物。
由于司徒美堂有长期在美国华人会党组织洪门致公堂、安良堂的经历，这予以其生平种种神秘的色彩。而且人们多知司徒美堂为美国会党的领袖人物，而对其曾创建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的参政经历却知之不多。1949年归国后，由于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内被赋予创建人等崇高的地位，长期以来对其生平的某些历史评价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客观、真实地研究司徒美堂的生平，才能有助于对司徒美堂在中国现代海外华侨历史的地位与贡献作出公正的评价。
一、司徒美堂1930年代前的早期生活经历
司徒美堂为广东开平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少年时代就赴美谋生，长期在美国东部生活。据193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司徒美堂为侨居身份，职业为商人(Merchant)，经营进出口贸易。其妻子Seto Mary，有一儿一女。其住址为纽约勿街(Mott St.)11号公寓160室。
长期以来，有关司徒美堂早期生平的误传较多，很多来自司徒美堂的自传。该自传在1950年出版后，在1980年代经过了几次修改，增进了某些与司徒美堂实际生平不符的经历。称其早年为美国纽约、波士顿华人会党组织安良堂的领袖人物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美国纽约的安良堂于1893年由李希龄(Tom Lee)创建，到其1918年去世前，一直在纽约会党组织中风头无两，有纽约“唐人街市长”之称。而波士顿1910-20年代洪门大佬为梅宗炯。梅姓宗亲组织在美东势力雄厚，梅宗炯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侨界领袖。孙中山1909年在纽约芝加哥等美东创建同盟会，曾从梅宗炯处得到了捐助。从1910年代以前的中西报纸的记录看，皆未见有司徒美堂之名。
直到1910年代司徒美堂才零星出现于当年的华人报章上。1915年加拿大华人报纸《大汉公报》报导波士顿中华公所邀民国财政部特派员来劝购公债演讲，遭到当地国民党人大闹公所一事。写在场的司徒美堂愤不可遏，以老拳向国民党人当头痛击，使其抱头鼠窜而遁。司徒美堂自述在唐人街“我是热血沸腾，腰间常常暗藏着两支手枪，来跟敌方的暗杀者‘驳枪’决斗。“连员警见我们凶狠勇猛， 动不动就以人命相见，也就畏缩起来，……”，上述形象貌似司徒美堂于堂界中层级较低，而非洪门“总理”或大佬的地位。
司徒美堂真实的身份可以从当年中文报章记载中发现。1917年旧金山国民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刊登的彩(底特律)国民党分部的人员名单，其中有司徒美堂，职务为政事科主任；又记有其为义合号店东以及底特律中国影画公司创办人之一的身份。有关波士顿、底特律洪门致公堂的报道中，有梅宗炯为正盟长，司徒美堂为副的报道。1918年旧金山美洲洪门第一届恳亲大会召开，收到“积彩(底特律)洪门司徒美堂君贺电”。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司徒美堂以积彩埠安良工商会领袖的身份给密西根大学参加声援的中国留学生捐款。这些记录可见早期司徒美堂居于波士顿、底特律两地，身份为商人，有在波士顿、底特律洪门致公堂、安良堂，以及国民党内部任职。
不过，1910-20年代的司徒美堂虽然在早期还不是美东堂号的主要人物，但是的确已经渐露头角，而且表现出了作为海外华侨爱国、关心祖国政治的自觉。其1919年支持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力抗巴黎和会的运动就可见一斑。
另外司徒美堂自传中所言的另一些事迹也有不实之处。如司徒美堂自言几次在美国见过孙中山，但是孙中山每次赴美都有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无人提及到有司徒美堂在场。司徒美堂自传又有领导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典押致公堂大楼为孙中山筹款的谬传。1911年1月孙中山为革命募款，从美国到达加拿大，在同盟会员冯自由的协助下，成功发动维多利亚、温哥华洪门致公堂为革命抵押堂产，后到多伦多也获得了其洪门致公堂的堂产抵押捐赠，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捐助革命的义举早已为定论，实与司徒氏无关。
在1920年代还有另外一重大事件值得一提。1949年后，中国致公党尊司徒美堂为其创始人，但此说法有误。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首先有食言于归还美洲洪门致公堂募款的承诺，但是美洲洪门致公堂本于支持革命不惜奉献的精神，并未有诸多怨言。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几处楼宇抵押直到1919年到1920年代初方才赎回。其次孙中山未兑现其为美洲洪门致公堂清除秘密会社的身份，正名为正式的社会团体，致使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率先决裂于孙中山，诟病其轻视洪门、忘恩负义。到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海外发动华侨反对袁世凯，推翻北洋政府，并要求美国洪门致公堂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听其号令。孙中山的谕令致使美国以及美洲其他洪门致公堂的不满，认为此举为吞并洪门组织，因而在护国运动中支持西南军阀唐继尧，与孙中山决裂。到1920年代，不满于民国建立后的祖国政局，尤其反对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南方军政府，以俄为师、一党治国、联俄容共等政制，1920年初，旧金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盟主黄三德首倡组党；1923年，五洲洪门第三次代表大会把组党写进大会决议。
美洲洪门致公堂认为，“凡共和立宪国家，必有大政党，以督促国政之进行。民国十有二载，无真正政党之足云，致令官僚势炽，军阀专横，…… 将来政党成立，自可执中国政权，澄清政治”，故他们 “现正谋立政党，……保障共和政体”，真正实现祖国的共和政治。可见美洲洪门组党意在回国发展，形成一支与国民党制衡的政党。从全国范围看，美洲洪门致公堂并非唯一希望组党以反对一党专制的团体，1923年反对一党专政，已催生了中国青年党、新中国党的成立，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一党统治天下，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当1922年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孙陈分裂事件后，美洲洪门致公堂曾有与陈炯明共同建党的考虑，但是内部意见并不统一。1925年10月10日，美国西部、南美洲的部分洪门致公堂以及陈炯明的美洲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驻美旧金山中国致公党的开幕式，该日成为了中国致公党官方的成立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国致公党的成立，事实上并未获得全体美洲洪门致公堂的一致同意，其名称中也无“洪门”二字，不能算作美洲洪门致公堂“改堂为党”的统一组党行动。司徒美堂所在的美国东部纽约等地洪门致公堂，以及加拿大堂口均未参加此次大会，美东堂号无代表参会，司徒美堂参会则更无庸一提。故司徒美堂被誉为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说亦不能成立。
1926年国民党北伐以来，国民政府推行一党治国的政策，甚至在海外侨社中也进行清党，并建立侨委会，在侨校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张挂孙中山遗像、背诵总理遗嘱，以及建立侨校登记制度等。种种作为皆遭海外民间的反对，也再次激起了美洲的洪门致公堂组党、回国参政的意愿。1930年代初期，国内中国国家社会党公开成立，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美洲的洪门致公堂也于1930年纽约南北美洲洪门大会召开，议决反对一党专制，计划一年内在香港或上海举行五洲洪门大会，进行组党。此次会议上，纽约致公堂地位上升为南北美洲洪门总部，而司徒美堂为大会筹备处主任、大会主席，其地位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崛起。可见在1920年代，司徒美堂尽管没有直接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前期的组党活动，但他个人在美国东部洪门致公堂中的地位在上升。
二、1930年代以及抗战初期的司徒美堂
1931年，司徒美堂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主要代表全程参加了在香港召开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两次会议。此次大会目的是海外各洪门致公堂与陈炯明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的代表们商讨共同组党问题，参加大会的代表，既有党、又有堂，二者最终在组党问题上意见不一，谨达成 “组党存堂”的公约，成为“堂党分途”的关键会议与转捩点，也即党、堂二者各自独立存在发展，中国致公党从此与海内外洪门致公堂门户各立。
借此会之地香港，司徒美堂与加拿大、美东纽约各埠、墨西哥、檀香山、南洋荷属以及小吕宋6个区的洪门致公堂代表紧接召开了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议决先成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于香港，司徒美堂任监察部总监。虽然洪门致公堂在1930年代改堂为党又未实现，但是司徒美堂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中的位置已日渐重要。
1931年卢沟桥事件至1937年抗战爆发，出于一致抗战而考虑，海内外各党派决定拥护国民政府。美洲洪门致公堂组党计划也再次暂停。卢沟桥事件使民族救亡成为了主题，海外华侨也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使命中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司徒美堂曾亲带华侨物资赴上海慰问十九路军。1934年蔡廷锴访美，司徒美堂亲为保镖，陪同到访各埠，极大地鼓舞了侨社抗日救亡的热情。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陆璀访美，也得到了司徒美堂的接待。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开始，司徒美堂与中共在纽约的机构华侨衣馆联合会“公共合作”(致公堂和共产党)。1936年中共在国内许多城市领导罢工等活动，11月有其在背后支持的“七君子”事件发生，中国的七位民主人士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国民政府的拘捕，掀起了海内外援救风潮，司徒美堂在海外也参加了声援营救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司徒美堂发起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和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联系，捐款分寄重庆政府和八路军。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内部，1939年6月在墨西哥全美洪门大会召开，“形成了全美洲华侨团结抗日救国的局面”。全美洲洪门总干部于纽约成立，纽约洪门吕超然为总干部部长，司徒美堂为监督，再次确立了司徒美堂成为全美洲洪门致公堂核心人物之一。
三、1940年代早期司徒美堂的活动
抗战中，司徒美堂逐渐成为美东华侨拒日团体的领袖之一。1941年11月，司徒美堂应国民政府之邀回国参政，以国府行政院参议、全美洲致公总堂干部总监督、历任安良工商会会长的身份抵港。逢香港沦陷，驻港日军曾欲使司徒美堂就范，在香港日军统治下任职。司徒美堂在华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辗转到达重庆，以75高龄爱国之举赢得声誉。他连续任第三、第四两届国民参政会海外侨民参政员(1942-1945年)，并兴办了华侨兴业银行，连接侨资支援祖国抗战。1943年受国民政府委派，司徒美堂回美洲，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宣慰各埠，宣传抗战。值得一提的是，司徒美堂在重庆不仅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也与中共的周恩来、邓颖超进行接触。回到纽约后，也与中共在纽约的机关华侨衣馆联合会唐明照等人保持交往。可见这一阶段，司徒美堂不仅作为侨领在美国侨界中的地位中不断上升，也在中国国内为国共两党所知，并逐渐获得海内外声誉。
四、1945年后司徒美堂创建洪门政党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美洲洪门回国参政、创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倡议再次提出。3月纽约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开幕，决定组建华侨政党，全美9国代表议决，将全美洲各致公堂一律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任党内全美中部主席，驻美洲总部暂设于纽约。美洲洪门致公堂多年酝酿成立政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会上，司徒美堂代表大会分电国共双方呼吁停止党争，并愿以“第三者地位调停国共，共谋团结”，希望将召开的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从速制宪，实现真正民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司徒美堂发电蒋中正恭贺抗战胜利，并再次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的身分提出早日施行宪政，实现民主政治。1946年1月国民政府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承诺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这成为促使司徒美堂以及新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急切归国、参与国政的推动力。司徒美堂率领中国洪门致公党4月即抵达上海，希望联合海内外洪门团体在国内组党。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组党过程并不顺利。至8月21日，司徒美堂与部分洪人议决成立政党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三常委为司徒美堂，以及在中国的赵昱和古巴洪门的朱家兆。9月1日正式组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司徒美堂声称党名为“中国洪门民治党”，简称“民治党”，是由国内外致公堂致公党及海外洪门团体联合组成的一支海外华侨政党。
组党后，司徒美堂等即赴南京活动，争取获得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的党派资格，但是洪门民治党最终未得名额，参政不成。国民政府又因司徒美堂另立党派，拒付其1943年宣慰美洲的劳务补偿，但给其个人国大代表一席，以及特别费美金3000元，引得司徒美堂抗议，并拒绝接受。
中国洪门民治党组党前后内部始终不统一，终致1947年9月13日司徒美堂在上海登报声明退党。同月全美洲第二届洪门民治党恳亲大会在古巴召开时，始终没有提到司徒美堂之名。12月司徒美堂到香港开办华侨服务社，并与在港的各种政治力量周旋。1948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投票选举出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时，司徒美堂曾携华侨服务社电贺；同月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司徒美堂面对时局，“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认为中间道路走不通”。他于8月举行回美记者招待会，表示“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10月回美前，中共公开在港为其送行，司徒美堂也亲书了《上毛主席致敬书》。10月30日，香港报刊发表了司徒氏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
司徒美堂回美后，其踪迹未载于1947-48年纽约洪门民治党驻美总支部的记录中，可见司徒美堂并未为美国洪门民治党所接受。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司徒美堂应邀回国，在《美洲华侨日报》上登出《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 就美洲洪门对其种种发难自我辩护。他在中共地下党唐明照的护送下离美，并于9月4日到达北京，受到了中国致公党的欢迎。9月21日，司徒美堂以海外华侨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4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保留了当时的八大民主党派。中国国内的中国洪门民治党，与1946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前后成立的30多个大小党派一样，未得到官方认可，自行解散。在海外，中国洪门民治党海外支部依然存在，某些国家的洪门组织至今仍然使用“中国洪门民治党”之名，如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支部的称号沿用至今。有关司徒美堂，1949年11月，温哥华的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代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党部发出题为《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赵昱等》檄文，称之以“洪奸”。
司徒美堂自1930年代开始，践行美洲洪门致公堂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组党参政的心愿，历经曲折，最终与海内外洪门人士组成了一支海外华侨政党，希望为祖国做出“忠义救国的贡献”，以及实现 “国家真正为民治民有民享，家乡无后顾之忧，海外有家室之乐”的愿景；在全民抗日的时期，司徒美堂也担负起了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的表率作用。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逝世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承志在司徒美堂追悼会上评价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与代表东南亚华侨的陈嘉庚先生交相辉映。(文/石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