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年轻的单身新加坡人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但随着社会规范逐渐演变，一些人开始搬到自己的地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阿兰27岁，是一名公务员。他决定搬离父母在新加坡的家时，磨蹭了一个月才和父母谈起。他担心他们不会理解，甚至更糟，会生气。阿兰的家毕竟还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他弟弟也住在那间三居室公寓里，离这个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不远，那里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晚上，桌子上都摆着自家做的晚餐，他的衣服也总有人替他洗。“推拉因素中，没有推，只有拉，” 他说。“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想体验一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懂吗？”
在西方，离家只是成年的另一个里程碑。然而，在大多数亚洲社会，这在文化上并不被接受；搬出去有时被认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在新加坡，婚前住在家里是很普遍的做法。据估计，2013年15岁至34岁的未婚人士中有97%与父母同住。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所驱动，但也与政府为年轻人提供住宿的政策有关。大多数新加坡人——到2022年超过总人口的80%——住在公共住房单元。由国家补贴的公寓被称为建屋发展局组屋，得名于住房发展局。约九成的组屋住户拥有自己的居所。但关键是，只有已婚的异性恋夫妇(新加坡不承认同性婚姻)和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才有资格购买这类公共住房。
那些买不到组屋的人可以通过私人房地产市场租房，或购房，但成本要高得多。研究公司ValueChampion的计算显示，私人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是组屋单位的三倍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蔡明发(Chua Beng Huat)博士说，这些成本限制“有效地让大多数未婚年轻人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一代新加坡人反对长期以来的文化规范，比如阿兰。他和两个大学毕业的朋友在新加坡东北部远离CBD的后港租了一套公寓。出于各种原因，一些年轻人认为独立的代价是值得的，开始去开创自己的生活。
“在独立的空间长大成人”
新加坡的租房文化以前主要局限于外籍人士，近年来已经在当地居民中扎根。尽管租金不断上涨，但从2015年到2020年，新加坡35岁以下独自生活或远离父母的单身居民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更多的人可能正在考虑搬家。当地房地产门户网站PropertyGuru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在22-3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七的人在考虑搬出去。
蔡明发说：“一旦过了某个年龄，(和父母)住在一起就会变得不自在，因为你在家里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再加上缺乏隐私，这对成年人来说是“困难的处境”。和阿兰一样，22岁从家里搬出来的布兰达·陈(Brenda Tan)并没有感到“被推”，但她确实想要更多独立。她曾与人合租过大学宿舍，并在纽约与人合租过一个学期，但她觉得下一步应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和父母住在一起会感觉)一切都是自动的，一切都为你做好了，” 这位内容创作者在一段视频中说。视频记录了她搬进一间单间公寓的过程。“你不能完全控制空间，有时也不能控制饮食……只负责吃掉摆上桌子的东西。”
26岁的布伦达独自一人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居用品品牌，到更有创意地工作。“搬出去住让我以一种真正享受的方式长大。我觉得我已经成熟了。我有足够的空间长大成人。”当然，与父母同住的挑战一直存在，年轻人对独立的渴望也一直存在。但蔡明发认为，与前几代人相比，最年轻的几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这一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岁至34岁的居民中有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46.5%，较2000年的24.4% 几乎翻了一番。赚钱能力的提高，或许还有消费重点的改变，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更容易搬出去付房租。另一个因素是新加坡人结婚较晚。蔡明发说：“以前，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已经结婚了，”这意味着他们有资格购买组屋。然而，单身的年轻人也不太愿意等到结婚后再享受独立的滋味。蔡明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孝道正在消失。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表达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位社会学家陈恩瑟(Tan Ern Ser，音)博士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尽管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独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那么关心父母。事实上，“远离父母可能会让人感觉不那么压抑，反而会加强父母、成人与孩子之间的联系。”
对一些人来说，也有被推因素
虽然许多“窝巢族”都是像阿兰和布伦达这样寻求独立的人，但房地产经纪人陈威廉(William Tan)发现，LGBTQ群体的租房人数正在上升。他说，虽然过去大多数潜在租户都是外籍人士，但他注意到这个变化。他在Facebook上建立的一个面向LGBTQ的群组收到了更多新加坡年轻人的申请。
不足为怪的是，由于住房政策大大限制了社区的选择，租房或多或少是35岁以下寻找自己的地方的唯一选择。虽然新加坡社会在消除同性恋污名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许多人所持的保守价值观仍让一些人难以“出柜”。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与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年轻人更不接受家庭成员的同性关系。
陈威廉认为，Covid-19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许多LGBTQ年轻人搬出去的愿望。他表示：“由于过去两年远程工作，(家庭)可能发生了很多冲突。”根据他的经验，“(社区里的)很多人为了心理健康而试图搬出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环境。”像糟糕的家庭环境这样的推动因素当然并不局限于LGBTQ群体中的年轻人。对于那些住在小房子里，或者需要共用一间卧室的人来说，家就像一个高压锅。
贾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住在一套两居室组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大学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实习工作。但远程工作是一场“噩梦”。她的姐姐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她们的连线会议有时会发生冲突，导致分心。她承认，自己父母关系不太好，居家防疫期间因为长时间呆在家里意味着争吵越来越频繁。“我无法逃离噪音，因为这个空间很小，”她说。“有时候我在打电话，父母在后面大喊。”
贾无数次地考虑搬出去。有一个更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是诱人的，但最终实用性胜出。现在，她决定把大部分薪水存起来，而不是花在房租上。还有另一个让她退缩的原因：“我想如果离开父母，我会感到非常内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从实习生转为全职工作后，她现在的收入要高出50%左右。但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她的父母。她说：“现在我们出门的次数多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好了，这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像两年前那样变得非常糟糕，我想这次我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新加坡建立了成功的住房模式，一个广受好评的模式。但是，正如最近的微妙变化所显示的那样，一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调整公共住房规则，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住房，可以缓解许多人的压力，尤其是边缘化群体。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谭恩瑟建议，公共住房委员会可以考虑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专门设计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那些被认为需要自己空间的年轻人”，他称，当前的政策应该“考虑容纳新加坡年轻人中正在出现的首选居住安排模式……并寻求容纳那些不符合规则的人”。
在那之前，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年轻的新加坡人离开家租房将不再是禁忌，而是更主流，这是由优先考虑他们的独立和福祉，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所推动的。改变对什么是孝顺的态度也会帮助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布伦达当然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事实上，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她所经历的职业生涯并不仅仅源于一种自由的感觉，而是责任感。“这是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她说。“独居让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阿兰也有同感，尽管他的父母对他的决定并不满意。他回忆道：“我觉得他们是在针对我，好像我是在说讨厌和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试图劝阻他，但当阿兰下定决心时，他们不再坚持。自从搬出去后，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他仍然每月给父母287美元(400新加坡元，237英镑)的“零用钱”，这是他赚到第一份全职工资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也比以前支付更多的账单，比如日用品和饮食杂货、水电费和他的保险，这些以前都是由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他自己合租屋的租金。但他认为，与他所获得的独立性相比，额外的支出是值得的。“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他说，“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