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还有海外华人，不能形成自然民族，但靠文化的认同,凝聚而形成文化民族。英国历史泰斗汤恩比(Arnold Toynbee)说，“世界上对自己的文化最感到骄傲的，是法国人和中国人。这两个民族，将存在到永世。”自开放改革以来，中国国力迅速澎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中国的文化，引起了当代人越来越大的兴趣。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在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都大谈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宣扬做人的品格和立身处世的准则，有启发灵性，鼓舞志节的作用，不过以典籍来衡量文化，可说谬之千里。
16世纪时，中国的典籍由传教士翻译，传到了欧洲。欧洲人看后，以为中国是最富有、最道德、最安定的国家。英国伦敦植物公园邱园(Kew Gardens)还建了中国塔。等到他们来到中国，才发现老百姓很穷，“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管仲)。儒家教人“仁、义、礼、智、信”，老百姓每日所想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圣经教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俄罗斯是西方文化的一环。克鲁晓夫上台后，与欧美修好，和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到多个国家访问，传媒讥之为“克布巡回演出”。有记者问他“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会怎么办？”克说：“我会打他的脸，一打再打再打，直到他的头掉下来为止。”这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跟圣经上所说的，背道而驰。
儒家的理想，从没在中国实现过。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以法家治国，而以孔孟作为标榜。如果有一家的思想，真正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实况，是法家，不是儒家。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出于争霸和生存的需要，极力罗致人才，寻找富国强兵的良方。文人都著书立说，招徒授道，宣讲思想，同时游说列国，着力去影响政治。儒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影响力不及法家和纵横家。纵横家讲求纵横捭阖，就是现代的外交家。
中国的思想，主要的流派，是儒家、法家、道家。儒家是保守主义，主张忠君爱民；法家是法西斯主义，主张忠君不爱民，道家是无政府主义，主张不忠君而爱民。秦朝以法家治国，汉初行道家，休养生息，于是国家富起来，但很弱。汉高祖在白登与匈奴作战，几乎被俘。汉武帝恢复法家，国家强起来。他下诏徵求治国良方，董仲舒三策三问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家，因儒家主张“忠君爱民”，汉武帝标榜儒家，以确立他统治的合法性。外儒内法，成为维持君权的有力工具。历代君王，也儒皮法骨，以强化君主专制。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政治上有些事是讲了不做，有些是做了不讲。历代皇帝，对儒家是讲了不做，对法家是做了不讲。
法家思想起源于中国父权中心的社会。中国患贫，资源不能浪费，必须由族长全权管理。还有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洛河一带。黄河年年泛滥，故此要治水，现在还在治。治水需要大量的人口团结合作，每一家庭，都需要由一家长指挥。家长说的话，其他人必须唯唯听命。父权是人类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有专制权力的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有亲缘关系的村落，很自然的联合成部落和金字塔式的组织，部落经过兼并战争而成为国家。父权也由祖父、父亲，演变成为族长、酋长以至皇帝。
在中国，父权的由来久矣。甲骨文中，父字是一只手，拿起一支棍。父就是打人的人。他可以打人、骂人。他在生，子女不能有私财。他可以包办婚姻，甚至把妻儿卖掉还自己的赌债。在中国的农村，父亲杀死儿子，官府不追究。在家中，他是土皇帝。父权的伸延就成了君权。做儿子的，欠了父亲一笔大债，终身没法偿还。无论为父亲做了多少的事，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做父的都不多谢，而且还要求更多。春秋责备贤者，家庭也责备贤者。家中最有本事的儿子，父亲对他最挑剔，因为他威胁到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父亲整最有本事的儿子，皇帝杀功臣，两者动机一样。昔日孔子口述孝道的真谛，曾子笔录而成“孝经”。但后世的人，并没有读孔子的书，听孔子的话，依照孔子的教导办事。
皇帝以孝治国，维护父权，鼓励家长随时借口孝道，横逞凶暴，侵占个人权利，压制个人主义的发育，使人人变成克制、守旧、顺从的顺民。父权因君权而变得更加残暴自私。二者都是封建的余毒。法家提倡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严刑峻法，而不能只靠仁义道德之教。它维护了父权和君权的利益，成为父权和君权中心社会的主导思想。反观西方的国家，没有形成极端的父权中心社会。他们的文化，源自希腊。这地方贫瘠，但海岸线极长。要发展，就要航海出外经商、殖民、掳掠。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作用，所以法律规定一个人到了法定年龄就不再受父母管制，而中国人的子女，成年后，还一生受父母管制。
中国文化，维持得久，传播得远，是伟大的文化。华人的智识界，有大任宣扬中国文化，使国人和外国人，皆能具有全面的、基本的认识，使我民族的成果，获得世界人士的周知。那么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一个族群，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环境，用相同的生产方法，所形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包括语言、制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个文化，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出制度文化，即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为了克服焦虑和不安，创造了精神文明，如典籍、宗教、文学、艺术、音乐。为了克服自然或适应自然，创造了物质文明，就是衣食住行所必须的东西，例如衣服、饮食、建筑、舟车、科技等。当文化进步到有城市、社会阶层、政治制度时，就叫做文明。严格来说，“中华文化”应称为“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历史那么长，范围那么广，内容那么多，孔孟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面，这是能够定论之说。(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