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疫情中，上海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躺平”，将有不少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的死亡；如果持续“封控”，停诊、供应链断裂，以及群体情绪低落将为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带来越来越难承受的次生灾害。封控下，上海面临哪些次生灾害，又有哪些应对措施？
“停诊”带来的次生灾害
“停诊”成为一部分上海人最怕听到的两个字。比如患有尿毒症的病患，需要每周三次透析，但是封控就意味着医院关门，无处求医。即便陆续有医院开始接受透析，透析名额显著减少，甚至成功拿到名额的病人，还是需要跨过“频繁做核酸”、“缺乏交通工具”等困难。“化疗引起的呕吐反应，医生说正常情况，切管上呼吸机，但医院有阳病例，设备封起来不能用。到医院了也不让进病房，只能在走廊里视频看了最后一面。”一位母亲去世的上海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此外，上海东方医院产科一名姓周的护士在家中哮喘发作，自行用药后仍无法缓解。家属驾车送其到工作的医院就诊，但因疫情防控需要，没有在这家医院得到救治。家属带其至其他医院求诊，但因病情耽误，该名护士不幸离世。此类事件在中文互联网发酵，引起激烈反应，有观点认为，因封控“停诊”造成的死亡个案远大于防控避免的死亡。
2021年2月，《英国医学期刊》发表一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团队的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爆发的3个月内武汉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额外死亡率：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21%，其中，高血压心脏病的死亡率增长了100%，糖尿病死亡率增加83%。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杰撰文表示，上海多家医院医疗机构做出事关民众生命的停诊决策，却仅有寥寥几语，不仅没有交代急诊停诊之后的分流建议，也没有能够在公告中让大众知悉其做出的规则依据和具体事由。
“院前医疗急救网络要达到城市地区服务半径不超过5公里的密度。从周护士被转运8公里来看，可以说当时上海市民已经暴露在了急救网络缺陷之中，事故发生具有必然性，降临在周护士则是偶然。”张志杰称。值得一提的是，在封控初期的混乱之后，4月15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明确，“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弱势群体
一位住在上海闸北的志愿者向BBC中文表示，她所在的小区比较老旧，老年人比较多，封控一开始他们消息没有年轻人灵通，也不懂得网购和团购，家里储存的食物较少，而封控开始后志愿者们在微信群里组织团购食品，他们因为手机使用不熟练，而遇到困难。“而且他们不会支付软件，现在我们一般是上门收现金，记下要什么，帮他们团购。否则吃饭都是问题。还有其他志愿者要帮老人配药和送药，他们很难的。”上述志愿者称。
另一则广受关注的报道称，一位来自江西省的69岁老人，来上海求医，但因封控而无法就医，只能流落街头。一位市民见他睡在路边，给他一些吃的，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引起网民广泛同情。
香港大学联合多家机构进行的研究显示，疫情中日常生活节奏受到干扰的人群，心理健康负担较重，其中饱受经济压力、较低教育水平、单亲家庭的家长、生活上较为孤独的长者等族群，焦虑或抑郁的发病机率增加。此外，上述研究还发现，疫情下儿童出现情绪及行为问题的风险增加，停课期间，有特殊教育需要，特别是患有精神障碍的儿童，受到不当对待的风险增加。
综合来看，原本的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残疾人、贫困人口、长期病患，在疫情封控的极端环境中被进一步挤压，而且因为平日的救助方式突然空缺，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官方语境中，“封控”要保护的也是“弱势群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表示，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本身的免疫力较差，并且新冠疫苗的接种率相对成年人来说也比较低，这造成了这两类人群非常容易被感染。“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尽快‘动态清零’。”
供应链断裂
对于上海以外的地区，封控的次生灾害则是供应链扰动带来的经济损失。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介绍，中国将工业经济放在首位，过去两年，中国能够迅速控制地区性疫情，保持住全产业链和物流网络未被中断，出口实现强劲增长。而上海是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枢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拥有许多先进的制造能力，并与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有着密切的供应链联系，而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集群。“而上海封控，同时波及附近省份，使当地的工业活动和供应链陷入瘫痪。”徐天辰称。
上海一家集装箱运输企业管理人员向中文媒体表示，从上海3月底封控至今，因为人员流动受限，其公司有约四分之三的车不能上路。上海的重要性也在这轮封控中凸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国半导体产业规模的四分之一都在上海，而且产业链的布局上来说，上海是拥有国内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从芯片设计、先进制造到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采莲、半导体封装测试乃至EDA等细分领域，上海囊括了整个半导体的完整链路，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的地区。
以至于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示，上海如果继续不能复工复产的话，5月份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是汽车产业。对于当局而言，缓和经济损失也是重中之重。4月16日，上海市经信委发布了一份文件，指引企业落实闭环管理，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份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666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不过徐天辰也提醒，尽管政府声称要确保企业在“闭环”下正常运作，但随着封控时间延长，他们的原料库存已经耗尽。这给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的支持工业的经济模式带来挑战。此外，“服务业中的小型企业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仍然需要支付运营成本(租金、水电费、人力成本)，同时却失去大部分收入。小型制造商如果暂停运营并被切断国际运输，可能会有失去国际订单的风险。”
群体情绪焦虑
心理问题是疫情次生灾害的一部分。此前《柳叶刀》上汇总各国研究数据显示，疫情扩大了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群。这一情况在上海也有所体现，百度指数显示，三月以来，上海居民对“心理咨询”的搜索激增。近30天，其热度同比上升了253%。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上海居民，面临疫情下的心理余震。
一个名为《照路明》的微信公众号针对1021份上海市民的问卷显示，同比历次调访结果，上海居民的负面情绪已至两年内最高点。四月以来，超过四成上海居民已呈现出抑郁情绪，比例较高。其中，57.1%的上海居民(居家)本轮隔离已超过20天(截至4月13日)。而无论是其焦虑均值，还是抑郁指数，都高于隔离短于20天的群体。
而一份2021年发表于《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的研究称，非隔离人员的焦虑与抑郁发生率分布为9.2%与9.6%，隔离人员的焦虑、抑郁发生率则为13.3%与13.6%，差异显着。前述由香港大学等多家机构共同进行的研究进行了两次调查，结果显示，疫情中焦虑症状的可能发病率分别为14.9%及14%，抑郁症状的可能发病率分别为19.6%及15.3%，当中焦虑及抑郁的发病率增加与日常生活节奏紊乱有正向的关系。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需要关注隔离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一线工作人员、疫情期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人群、经济贫困的人群，以及原本精神健康较差的人群。上述《英国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揭示，由于“封城”管理，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减少了37%，但自杀与跌落的死亡率分别上升了66%与43%。(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