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作为人类抗衡病毒的一种手段，自 18 世纪诞生以来就处于争议焦点，不乏拥趸和抵制，新冠也一样。BBC国际台乌克兰语记者乔治·厄曼(George Erman)梳理历史记录，回顾“反疫苗精神”如何从第一种疫苗问世时的针锋相对，逐渐演变到今天，以及这种疫苗抵制如何影响世界。
天花
严格说来，抵制疫苗的执念和行动早于第一批疫苗的诞生，与天花流行有关。在远古时代，天花患者的一瞥就引起了恐惧和恐慌。 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天花病毒通过液体传播，感染后患者会出现发烧、恶心和呕吐症状，甚至导致失明，皮肤和粘膜上会形成化脓性脓肿(脓疱)。这种病毒高度致命，在找到有效预防和治疗手段前，极少数人得以幸存，但皮肤上毕生留下疤痕。没有进入人体的天花病毒会自行死亡，而感染过的幸存者对其有终生免疫力。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天花疫情目前没有定论，但可以查证的是中世纪东亚一次重大疫情，发生在日本——公元735-737年间的天花流行，死亡人数多达该国当时人口的35%，农业生产几乎被摧毁，但也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大约在那段时期，天花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然后进入欧洲。到了16世纪，西班牙人把天花病毒带到美洲大陆，夺走大量原住民生命。
大约在中世纪，非洲和亚洲有人发现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得病，具体做法是从患者皮肤上的脓包里取脓液涂抹在健康人皮肤上，使之产生抗体，达到免疫效果。一位波斯医生和哲学家阿布·巴克尔·阿尔-拉兹(Abu Bakr ar-Razi，公元864-925)注意到这种做法；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天花和麻疹区分为两种不同疾病的人。
在欧洲，接种疫苗比亚洲晚得多。将这种免疫方法带到欧洲的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这位英国贵族也是当时颇具盛名的作家，丈夫是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她1717年随丈夫去伊斯坦布尔，沉浸在土耳其文化和民俗中，与奥斯曼帝国社交圈的女子交往密切，从她们那里听说了接种疫苗防疫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她本人曾感染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疤痕，不希望五岁的儿子也染病，便请使馆的医生查尔斯·麦特兰(Charles Maitland)为小儿接种疫苗。结果挺好，也没有不良影响。
备受质疑
受到好消息的鼓舞，蒙塔古夫人1718年回英国时尝试把天花疫苗接种方法推介给国人，孰料立刻遭到英国医生的强烈反对和质疑，斥之为东方江湖术士庸医的把戏。然后，英国1721年又爆发天花流行，蒙塔古夫人让自己的女儿接种了疫苗，这件事很快在贵族和王室社交圈里传开，并且引起了后来成为英国女王的威尔士公主的兴趣。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罗琳(Caroline of Brandenburg-Ansbach)公主批准了天花疫苗接种实验：选七个死囚犯，如果接种了疫苗且生命无碍，就放出狱——他们最后都获得了自由。此后，公主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接种了疫苗。当时，接种疫苗的过程并不安全，卫生习惯和隔离条件差，接种疫苗后大约2-3%的人出现严重症状。即使本人无恙，也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面对高达20-30%的天花病死率，英国贵族阶层迅速接受了疫苗接种，由此推而广之。
欧洲王公贵族死于天花和接种疫苗后去世的都不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782年和1783年接种疫苗后病逝，但俄国沙皇彼得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则死于天花。父王病故后，路易十六继承王位，1774年登基后立刻与诸王子接种了疫苗。当时欧洲统治者不建议强制接种，除了一些医生和教会激烈反对，疫苗接种非常昂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安全性也是个问题。
疫苗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出现在18世纪中叶——英国医生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和他儿子丹尼尔开始用柳叶刀接种疫苗，极大提高了安全性，几乎消除了疼痛。丹尼尔跟合作伙伴一起将这个创新变成特许经营业务，并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在1763-1766年间，他亲自为2.2万人接种了疫苗，其中三人死亡。然而，1796年一项开天辟地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天花疫苗接种从业者的命运，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医学和人类历史轨迹。那就是牛痘的问世。
牛痘
始作俑者是一名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偶然听说的一件事让他极为感兴趣：在格洛斯特郡乡村，人们都在传说奶牛场的工人感染了牛痘后居然对天花免疫。为了验证这个说法，詹纳找到一位名叫莎拉·内尔姆斯(Sarah Nelms)的挤奶女工，从她身上取了牛痘病变组织样本，在一个八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手臂上割破皮肤，把牛痘病毒样本揉进创口。这个男孩没有生病，只是短时间出现头疼和食欲不振。过了六周，詹纳又给他接种了人类天花，没有发病，之后詹姆斯陆续接种了20次天花，两次之间的时间间隔各不相同，结果每次都没有出现病症。詹纳决定把实验报告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题目是《牛痘的原因和影响》(The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 The Cowpox)，但当时具有英国国家科学院地位和权威的伦敦皇家学会明确拒绝提供帮助。
“上帝的惩罚”
一些宗教领袖将天花称作“上帝的惩罚”，患者不应该得到治疗，而一些医生完全抗拒詹纳的疫苗接种理念。反疫苗运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打出反对詹纳医生及其追随者的口号，对垒双方印发阐述自己主张的宣传册，还设法利用报纸和漫画相互嘲笑讥讽。
切身利益
反疫苗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包括本杰明·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和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两人都是医生。他们从理念上拒绝接受天花疫苗接种。除此之外，大规模接种的普及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减少，医生为富有的病人接种疫苗的垄断被打破。本杰明·莫斯利(1742-1819)于1799年加入了反对疫苗接种的斗争，1802年和1808年两次在议会演讲，争取议会反对普及接种牛痘。
他针对一些民众对自己孩子接种动物体液的厌恶心理，把牛痘称为“牛梅毒”，几乎将疫苗接种等同于传播性病和动物癖(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性吸引力)。莫斯利说，接种疫苗的人身上会长出牛毛，脑袋会变成公牛头的形状，预言普及接种牛痘会带来百日咳和精神错乱的传播。他还提到神话中被波塞冬诅咒并与公牛交配的克里特女王帕西法埃生下了牛头怪 —— 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
1805 年，威廉·罗利发表论文批驳牛痘的免疫效果，《牛痘接种：对天花感染没有安全保障》(Cow-Pox Inoculation: No Security Against Small-Pox Infection)，文中一幅插图上是面部肿胀的男孩和长满疥疮、脓肿和溃疡的女孩，他们被称为疫苗接种受害者。罗利还声称，使用牛痘有悖神圣的宗教。
英国艺术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 )在漫画“牛痘，或新接种的奇妙效果！”中惟妙惟肖地捕捉到了莫斯利的观点。漫画描绘了詹纳用柳叶刀在女子手臂上切割，周围的病人到处乱跑，身体的不同部位长出牛头，但詹纳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墙上挂着一幅描绘牛崇拜的画，暗示了金牛犊崇拜的圣经故事。
对此，支持疫苗接种的英国医生和植物学家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发表论文《莫斯利博士的预言》予以回击。他在文中嘲笑了莫斯利关于接种疫苗的人身体可能发生突变的言论，以及他提到的帕西法神话。桑顿直言，反疫苗接种运动的领头人应该对自己传播恐惧而导致的每一次死亡承担责任。
残忍和粗鄙
1807年，反疫苗运动成员约翰·史密斯·斯图尔特(John Smyth Stewart)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30,000/用于牛痘！》 ，里面的插图是以詹纳和他的支持者为主角的漫画，他们长着角和尾巴，正在将婴儿喂给一只巨大的野兽；这只巨兽代表着人类所有的麻烦和危险的疾病。可怕的怪兽排便，拉出来的是婴儿，而詹纳的支持者桑顿博士则正在把怪兽排泄的婴儿铲入一堆动物粪便中。
离他们不远，有一个纪念碑，上面有反对接种疫苗的医生的名字：莫斯利、罗利、罗伯特·斯圭洛尔(Robert Squirrel)、约翰·波奇(John Birch)和乔治·利普斯科姆(George Lipscomb)。他们手持利剑盾牌，准备保护人类免受疫苗接种荼毒。斯图尔特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听说……佩克姆那儿有个孩子接种牛痘后性格大变，野蛮鲁莽，居然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奔跑，像牛一样咆哮，像牛一样撞公牛。”他担心接种疫苗会使无辜的婴儿灵性受到污损，难以进入天国。
王室和军方的支持
事实上，当时接种疫苗确实有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传播，因为还不知道需要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医生认为疾病的传播是由于瘴气或空气不好。发现致病的微生物和消毒的重要性，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但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必须阻止天花疫情再度爆发，否则军队将被疾病摧毁。
詹纳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议会在1802年授予他一万英镑的奖金。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1795-1827年间担任英军指挥官。在他敦促下，1800年军队强制接种疫苗。他的兄弟，未来的威廉四世国王，在海军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1817-1851年皇家骑兵卫队疫苗接种和新兵体检报告显示，在接受检查的476名新兵中，大多数(262人)有特定的天花疤痕，138名新兵的手臂上有接种痕迹，另外9人的疤痕在身体其他部位。詹纳为65名男性接种了疫苗。 476名新兵中只有一名没有接种或接种疫苗，也从未得过天花。
逐渐推广
1801年，詹纳的疫苗接种被引进俄罗斯，他本人于1814年面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次年俄国设立天花疫苗接种委员会。不过，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疫苗接种并没有造成声势，在帝国崩溃前它仍然只是一个选项。1806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决定支持接种疫苗，美国国家疫苗局七年后成立。过了一段时间后，牛痘的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用牛痘接种天花疫苗不会产生终生免疫力，每隔10年需要再次接种。但疫苗接种的积极效果也显而易见。资料显示，1810年代伦敦登记在册的天花死亡病例是7,858例，而1790年代有18,447例。多年来，詹纳的反对者坚持不懈地指责疫苗接种导致了从脱发、近视到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和文学艺术颓废衰落等种种问题。他们最终还是输了。
“医疗暴政”
1840年，英国禁止接种牛痘病毒，提供免费天花疫苗接种，但基于自愿前提。1853年，英国《疫苗接种法》颁布，规定儿童必须在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内接种疫苗，否则父母可能被罚款或监禁。这标志着疫苗接种首次成为强制性的。该法律也意味着国家公权力扩大到公共卫生部门，以保障社会整体的健康，相应的，父母对子女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权受到限制。法律生效后，在1860年代初期，只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接种了疫苗，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父母也没有受到惩罚。而且，《疫苗接种法》颁布后，几乎立即出现了反对声。早在 1854 年就有一本小册子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我们的医疗自由》，是第一部此类作品，作者约翰·吉布斯(John Gibbs)是水处理运动支持者。
国家开设了疫苗培训中心，并试图控制用于疫苗接种的淋巴液的质量。1864年至1868年间，又一场天花疫情席卷英国，强制接种疫苗法律实施更加严格。1867年颁布新法律，要求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强制接种疫苗，明确规定了疫苗接种人员部署，允许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父母被罚款，针对每个孩子的一次性罚款变成重复罚款——一次又一次罚，直到孩子最终接种疫苗。监禁是另一种惩罚，如果孩子没有接种疫苗，刑期可以延长。
反疫苗接种联盟
英国各地开始出现反疫苗接种联盟，要求取消强制接种疫苗，并提出了隔离天花患者和任何与之接触者等卫生措施。1866年，爱尔兰医生约翰·吉布斯(John Gibbs)的堂兄理查德·吉布斯 (Richard Gibbs)(1822-1871)在伦敦创立了第一个反疫苗接种联盟，宗旨是推翻“医疗暴政”。到1870年，这个联盟拥有了100多个分支机构、1万名会员和20万名支持者。
儿童的“公民自由”
理查德·吉布斯敦促父母“去蹲监狱，而不要让自己无助的后代接种瘰疬、梅毒和躁狂症”。1870年代的反疫苗接种运动领导人威廉·休姆-罗瑟利(William Hume-Rotherie)坚信，即使疫苗接种是个好主意，“国家也不应该提倡”。“至于孩子，如果父母不能为他们的孩子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公民自由就会走到尽头，”他在《疫苗接种和疫苗接种法》中写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疫苗接种进展顺利，但也有其他疾病感染的事件，例如，在 1871 年的疫苗接种过程中，有两起梅毒通过病人的淋巴液传播给健康人的案例。反疫苗接种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免疫期间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发起抨击攻势。早在1810年，意大利外科医生吉安纳洛·伽比亚提(Gennaro Galbiati)就建议直接从奶牛身上提取淋巴液以避免梅毒，但他的方法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普及。1881年，英国政府开始集中生产一种用牛的淋巴制成的疫苗。
拒绝强制接种
当时，一些拒绝接种疫苗的案例曾见诸报刊，有些是听从了医嘱。数千名城市居民因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而受到调查。1884年3月3日，《莱斯特水星报》有一则消息说，“爱德华·艾恩斯因疏于遵守为他两岁的儿子接种疫苗的命令而被法庭传唤。他说他出于良心反对遵守《疫苗接种法》，而且也是根据医生建议下行事，因为医生认为接种疫苗对孩子的健康不利。”该报说，这位父亲的另一个孩子接种疫苗后备受折磨，所以不愿意让这个男孩冒同样的风险。
莱斯特市当时是反疫苗接种运动的一个中心，曾有数以万计愤怒的居民聚集在街头，焚烧疫苗接种法。1885年3月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有8万多人参加——他们举着反疫苗接种横幅、抬着儿童棺材游行，并焚烧了一个绘成詹纳的填充假人。1884年6月10日，《莱斯特水星报》报道了两名男子和一名年轻母亲决定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而自愿入狱，受到人群的欢呼：“(人们)对这位勇敢地忍受着的可怜妇女表示了最大的同情 …… 她表示为了不将她的孩子交给公共接种员的”温柔怜悯”而不惜一次又一次入狱的决心。……(人群)为他们发出了三声热烈的欢呼，当他们进入警察牢房的大门时，这些欢呼声高涨。”
隔离防疫
卫生工程师约翰·托马斯·比格斯(John Thomas Biggs)领导的莱斯特反疫苗接种组织尝试引入一些疫苗接种的替代方案，包括隔离患者、卫生措施、确定疾病传播区域，并建造可靠的下水道系统，等等。1880年，伦敦废除强制疫苗接种协会成立，1896 年成为全国反疫苗接种联盟。该组织汇集了主张“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伦敦知识分子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疫苗接种是国家和统治阶级压迫的一部分。
商人威廉·特布(William Tebb，1830-1917)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本人因拒绝为第三个女儿接种疫苗而被罚款 13 次。特布致力于争取议员加入反疫苗接种运动，并创办了运动的刊物《疫苗接种问询》。1888年，曼彻斯特议员雅各布·布莱特试图通过一项废除《疫苗接种法》的法案却没有得到支持，但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听取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接种者的论点，听证持续了7年，直到1896年。皇家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中只有两名持反对接种疫苗的观点。1896年，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建议进行强制接种疫苗。
“动物毒药”
当时的反疫苗领袖中有不少医生，如外科医生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他认为疫苗接种是一种未知的“动物毒药”。另一位医生，查尔斯·克莱顿(Charles Creighton)，则认为疫苗是血液中毒，否认病菌的存在，并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由“坏空气”引起的。伦敦大学学院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 (Francis Newman) 准确地描述了反疫苗接种运动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他在《疫苗接种问询》的一期中写道：“议会无权以公共卫生为由进行攻击；也无权攻击健康婴儿的身体。禁止完美健康是一种暴虐的邪恶，就像禁止贞洁或清醒一样。任何立法者都不能拥有这个权利。(强制接种疫苗)法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权利篡夺，因而创造了反抗的权利。”
豁免许可
1898年的疫苗接种法正式废除了疫苗接种的强制性质，但为了不让孩子接种疫苗父母必须从地方法官那里获得免于接种的证明。不过，地方法官实际上阻挠了法律的实施，1906年只有4万名新生儿获得豁免证书。同时，法律禁止人工接种人体淋巴液，代之以牛淋巴液，以防止梅毒和肝炎的传播。尽管如此，反疫苗接种运动仍在继续战斗。他们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和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等名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疫苗接种是“把铲子里的废物擦到伤口上”。萧伯纳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支持斯大林主义，并否认乌克兰存在大饥荒(恐怖饥荒)。英国政府承认地方法官在破坏法律实施，1907 年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规定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四个月内声明疫苗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就可以阻止给孩子接种疫苗。
美国的反疫苗运动
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者之间的斗争同时在美国继续展开。1855年，马萨诸塞州开创了对学童强制接种疫苗的先例。1879年，英国反疫苗领袖威廉·特布(William Tebb)到访后美国反疫苗接种联盟成立。美国的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者之间的长期对抗导致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一份法庭裁决：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对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并支付罚款的瑞典裔美国牧师亨宁·雅各布森(Henning Jacobson) 与马萨诸塞州的案件作出判决。法官裁定，如果州立法机构认为这是防止天花传播和保护公众健康的最佳方式，任何州都可以引入强制接种疫苗。如果不侵犯成年人的保护权利，儿童可以免于强制接种。
天花疫苗的历史地位
天花疫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疫苗，即使自诞生以来始终处于争议焦点，仍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国军队出现天花疫情，60万士兵中有12.4万人生病，2.3万人死亡。天花也袭击了德军，但因为部队不断接种和重新接种疫苗，95 万大军死于天花的只有460名士兵。
历史学家认为，对天花疫苗的不同做法，是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那场战争导致德国统一、法国君主制崩溃 ，德法之间敌意加剧，最后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于1874年引入了针对天花的强制接种和再接种，到1897年，仅已知5人死于该病。法国在1871年战败后立即在军队中强制接种天花疫苗。强制接种天花疫苗使得德国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基本摆脱了这种疾病，而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天花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没有强制接种疫苗。
科学的胜利
19世纪末，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他的德国对手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研究极大推动了疫苗的发展。他们奠定了微生物学、微生物研究的基础，并且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向世界证明，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而不是由“坏空气”引起的。巴斯德发明了针对禽霍乱、狂犬病和炭疽病的疫苗。
1885年，在一名被狂犬咬伤的牧羊人身上试验疫苗成功后，巴斯德又为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美国的患者接种了疫苗。自那以后，几乎每隔10年就有新的疫苗出现：1885年，霍乱疫苗在西班牙出现；1890年代，破伤风、伤寒和鼠疫疫苗问世；1920年代出现针对猩红热、白喉、肺结核和百日咳的疫苗；1930 年代见证了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疫苗的发明。不少人认为，研发疫苗的科学家是拯救人类的英雄。许多国家政府支持疫苗研发。殖民帝国之间爆发战争时，各国都希望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医学，以保护军队免受非战斗损失，并减轻社会紧张局势。
来自宗教的反对
推广疫苗接种在印度和西非最艰难，因为当地宗教领袖和民间治疗师带头抵制疫苗接种。他们经常向不识字的人解释说，疫苗是外国人引进的，更会激怒神，天花会传染。印度教女神希塔拉被认为能够传播天花和其他化脓性疾病，也能够治愈它们。约鲁巴人是尼日利亚和贝宁最大的传统社区之一，他们敬奉的神灵之一是天花和传染病之神索波纳。当地人认为，如果激怒了索波纳的使者(牧师)，就可能会成为天花的受害者。
秘密社团经常滥用这种信仰来敲诈钱财，如果受害者不付钱，就会用索波纳的诅咒来威胁他们。20世纪初，当地一名医生奥根托拉·萨帕拉(Oguntola Sapara，1861-1935)打入其中一个秘密社团，得知他们用病人身上提取的感染脓疱颗粒传播疾病。得知这些信息后，英国殖民政府于1907年取缔了对索波纳的崇拜。但对疫苗的抵制没有消亡，60年后，尼日利亚的医务人员仍不得不设法击败索波纳信徒的抵制，以便普及疫苗接种。
当代反疫苗运动
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一项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贫穷国家的全球天花疫苗接种运动。医生们在多个国家再次被迫与反疫苗接种运动抗衡。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天花，世界上再无天花疫情。尽管一直有呼吁要求彻底消灭该病毒，但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实验室仍保存着天花病毒的样本。
反疫苗接种运动并没有在西方消失，不过它的声音从冷战开始时逐渐减弱，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接种疫苗。进入20世纪，反疫苗者不再否认细菌是疾病的起源，就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而是专注于收集有关某些疫苗的健康风险、媒体报道和官员质疑其有效性以及揭露制药公司的信息。今天，反疫苗运动继续关注疫苗的副作用，包括一些极罕见副作用，他们会借鉴医学界一些挑战疫苗保护患者传统观点的声音。面对压倒性的科学证据，反疫苗运动经常会故意忽略疫苗在预防疫情爆发和减少死亡方面的好处。(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