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议武汉封城两周年

2020年代第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很可能是2020年1月23日。由于发生一种新型病毒的传播,千万人口的中国湖北省会武汉市当天进入全面封锁。两年之后,回头再看频频遭遇诟病的“封城”,数千万中国民众曾经身处的各种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也尚未走出这场疫情。站在当下看这场绵延两年的疫情,呈现出诡异的矛盾——

疫苗以超越历史的速度研发和分配,但新的病毒变种层出不穷突破疫苗的拦截;中国人骄傲于高效而严格的各种阻截与“清零”,这帮助实现了远低于欧美的确诊和死亡病例,但此起彼伏的疫情让封锁中的普通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叫苦不迭;新变种奥密克戎在2021年末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欧美,并如巨浪般拍打中国的防疫高墙,但也有科学家表示,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和较低毒性,或许可以使全面建立免疫屏障,成为人类真正走出疫情的契机。

中国的秘诀
如果穿越回两年前,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什么是“封城”,他可能满脸疑惑。毕竟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不像古代社会——高耸的城墙围绕,四面城门一关,就算“封城”。两年后的今天,“封城”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而言,不仅耳熟能详,而且一度成为不少人的口头禅。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封锁”(lockdown),中国的“封城”措施呈现出难以想象的严格——出入城公路口设置障碍,飞机、火车全部停运,除了身穿防护服的白色大军,曾经繁忙的街道空无一人,居民小区大门紧闭,甚至一些居民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

与“封城”相辅相成的是大范围的核酸检测——一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在几天内可以对每个人进行数轮检测。比如,2020年5月封城中的武汉通过“十天大会战”对1,100万常住人口进行全员检测。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措施已经制度化,中国政府要求,一旦发生疫情,5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两天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三天内完成。这些严格而高效的措施,组成中国抗击疫情的秘诀,也使中国可以“化长痛为短痛”,谋求“动态清零”——武汉在76天后解封,其他城市往往能在一个月内解封。

甚至,中国经济得益于此,逆境中实现惊人增长——GDP仅仅萎缩一个季度后,快速反弹,连续增长七个季度。其他国家深陷疫情,产能受到影响,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一路高歌猛进,实现连续六个季度正增长,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达到历史峰值。从中国民众到国内媒体,一度对自己的这份成绩颇为骄傲,喊其他国家“抄作业”。

西安封城激起民愤
直到2021年底,西安出现疫情,同样“封城”和“全员检测”的组合拳打出去,却出现问题。多名孕妇或危重病人在社交媒体上控诉他们遭到医院拒收的经历,以及居民层出不穷地抱怨食品和日用品短缺。尤其是一名怀胎八月的孕妇因核酸证明超出有效期几小时,被医院拒收导致流产,中文社交媒体上舆论爆发,指责西安的教条、僵硬的防疫规定。

网友的批评声中,愤怒与失望交织——“在西安,你可以饿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于新冠”;“本质上就是因为官本位思想作祟!你流产了也不管我的事,但要万一多了一例感染,官就没了,当然是官位要紧。人命算什么?”铺天盖地的批评迫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做出“十分痛心、深感愧疚”的表态,上述事件最终被认定为“责任事件”。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有效地掌控全国媒体和舆论导向,疫情中也以展现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情绪为主。因此,这样举国批评一个地方政府,更显得格外罕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意味着,当地方官员被分配到宽泛的任务时,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严厉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完成工作,正如人们在西安看到的极端措施。

难以为继
两年过去了,从第一个“封城”的武汉,号召众志成城抗疫,到近两年后“封城”的西安,僵化施政,激起民愤,一头一尾的两个城市,所作所为难称有很大改变——武汉“封城”期间,需要透析和急病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从来没有人严肃讨论过我们从武汉学到了什么教训,也没有任何辩论。(官方)叙事只有关于中国模式的成功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无能,”黄严忠认为,官员们唯一学到的东西是,用一种生硬的“清零”战略来应对疫情。

改变的是人们的心态。武汉封城之初,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惧,占据主导;两年过去,新冠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医疗防治能力增强,使恐惧减少,但长期反复走进疫情阴影笼罩,人们对生活受限制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生命与生活(lives or life)的选择。”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称,如何平衡两者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权衡的事情,封锁措施虽然有效,但没办法长期执行,人们总是要回归生活。

出于如此考量,以及民众反对封锁的压力,曾经如中国一样执行严格“清零”政策的国家,纷纷宣布“与病毒共存”,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此外,还有经济原因。王乙康称,新加坡是一个小国,高度依赖外部的物流和人流,长期封锁代价太大。中国虽然经济复苏之路成绩斐然,但也出现疲态,刚刚过去的2021年四季度,经济增长显著降速,重要原因是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领域受到封城影响,无力拉动经济。

岁末年初,奥密克戎开始广泛传播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个传播速度更快,毒性更弱的变种面前,严防死守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划算。就在西安疫情开始逐步消减之时,紧邻中国首都北京的天津出现中国大陆首批奥密克戎(Omicron)本土病例,并且很快扩散到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

奥密克戎是走出疫情的希望?
甚至在一些科学家看来,奥密克戎带来的也不全是坏消息。“祸兮福之所倚”,这种病毒或许恰恰是人类走出疫情的希望。1月19日,中国大陆出现奥密克戎变种本土传播的十天后,医学杂志《柳叶刀》便在多篇文章称,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特性,它可能帮助人类终结疫情,甚至乐观预言“关键时间节点为2022年3月份”,届时预计全球一半人口将感染奥密克戎,帮助人类建立免疫屏障。

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莫利(Christopher Murray)。他认为,奥密克戎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可以快速传播,公共卫生措施难以抵御。根据莫利的模型,由于奥密克戎传播能力太强,哪怕各国增加戴口罩的场合、扩大疫苗接种人群、提供第三针疫苗等手段,对遏制奥密克戎也是有限的。

而奥密克戎的致死率相当低,目前来看与流感相当,在美国大多数州,新冠住院患者与确诊患者的比例同此前的峰值相比下降了约50%。在加拿大和南非,新冠住院患者中需要插管或者濒死的比率下降了80%-90%。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莫利称,该变种集合多个变种的突变,感染后很可能激发对新冠病毒有效和持久的保护,即所谓的“超免疫”。

中国的担忧
对于中国而言,放开控制,让奥密克戎传播似乎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其实背后依然有很大的顾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此前向媒体表示,即使已经有新冠疫苗可用,即使全球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有2%,对中国来说仍然太高,过快地放宽防疫措施的代价太高。莫利也表示,奥密克戎的特性促使各国应在未来4-6周优先支持即将承受重压的医疗系统。

对于中国而言,这恰恰是软肋。根据世界重症与危重病医学会联盟的数据,疫情前中国的每10万人所拥有的的ICU病床数并不出众,仅有5张左右,远低于德国的24.6张和加拿大的13.5张,即便在过去两年快速扩张,但没有根本性地扭转这一差距。与此同时,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中国还面临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匀的问题。2018年时《柳叶刀》发布包括称,中国医疗水平的不均匀程度,不仅显著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地区,甚至差于墨西哥和巴西等经济水平低于中国的地区。

其次,中共将在2022年十月召开二十大,这次会议上中共将进行领导层换届。考虑到此前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外界普遍预计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将开启第三个任期。观察人士评论,在这次会议前,处理疫情,还是以稳为主,通过成功应对疫情,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莫利在文章中也坦言,一些国家的”清零”策略,给增加疫苗接种率以及更好了解变种对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影响方面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虽然顾虑重重,但是在中国颇受信赖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还是乐观地估计,“这个冬季和春节,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我们终会‘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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