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攻打雅典，大兵压境，围城期间雅典城内爆发瘟疫，疑似斑疹伤寒。疫情被后人视为西方文学源头——它被荷马写入史诗《伊里亚特》(Iliyad)的第一卷。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雅典最辉煌时期重要政治领袖，他推动了当时属于很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他的时代史称伯里克利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是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期间，苏格拉底是雅典军队一名士兵。
万变不离其宗
伯里克利曾发表过两次震撼人心的演讲，都被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年—前400年)录在《大瘟疫》(Great Plague)一书中；第二次演讲是在雅典瘟疫导致三分之一市民染疾身亡之际。达昂古尔发现，当今时政评论人士大都注意到雅典瘟疫和新冠疫情之间的可比之处，从可歌可泣到可耻可鄙的人和事，医生护士志愿者的牺牲奉献，到民众的惶恐和盲目抢购。
但是，他指出，大家都忽略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初衷。修昔底德写道，人的本性不会变；你可以预见到人们在遭遇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时会做出相似的反应，而他之所以记录、梳理当时发生的一切，就是为了后世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有所参照，有所借鉴。
希波克拉底怎么做？
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疫情爆发后完全没有墨守成规，比如用宗教仪式、祈祷、巫术、咒语和灵异草药等。相反，他本着创新和求实理念，和同行们深入疫区，探访病患，巨细无漏地记录他们的症状，而且密切跟踪观察记录患者接受治疗期间的变化以及对不同疗法的反应。他的医嘱里包括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和合理的饮食。
达昂古尔摘录了修昔底德的两点观察记录：瘟疫最坏的一点是人们发现自己感染后陷入绝望。他们深信自己毫无生还的希望，迅速放弃，更快死亡。另一点是成群结队涌向医生诊所的人的感染率：他们成批死亡，死亡率最高……此外，瘟疫还导致犯罪率上升，因为犯罪分子计算了作案后不被发现并逃避惩罚的概率。
从这些观察中，我们有什么可以汲取的？
经验一，公众应该避免从身边的人那里感染病毒，医护人员和照看老弱的护工都应该有防护；
经验二，法律和执法不能松懈，必须保持一贯的强大；
经验三，让民众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目前看来，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2400多年前的教训。
苏格拉底
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瘟疫爆发时，士兵把病毒带上了前线，千余人染病死亡。幸存者中有一位叫苏格拉底的大兵，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当时也感染了病毒，但因为体魄健壮，生活自律，非但不治而愈，回到疫情肆虐的雅典城后还毫无保留、毫不畏惧地去照料病患和垂死之人。显然，苏格拉底在军队时感染了病毒并由此次获得抗体，跟修昔底德一样。
修昔底德注意到自己对致命的流行病毒具有免疫力，并记录在册。对于免疫功能，人类一直到两千多年后才有了透彻的理解。但历史并不仅仅是曾经发生过的可怕事件的记录，还可以引导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小心应对，不可大意轻敌。为了确保将来遇到类似天灾人祸时能更有效地应对，必须留下尽可能详尽准确的观察记录。还有，历史提醒我们，生活迟早会回归正常。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
当然，历史会提供宝贵经验教训，不会丝毫不变地重演。但永恒不变的是人性。伯里克利66岁时在雅典瘟疫中染疾去世，生前30年是雅典权力顶层要员，极富争议，拥戴和仇恨并享，指挥过战争，受过法庭审讯，受过腐败和不当性行为指控。伯里克利50多岁时爱上了米勒托斯的富家千金阿斯帕西娅(Aspasia of Miletus)，后者成了他的情妇，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还帮他完成了一篇载入史册的不朽的致阵亡将士悼辞。
英国首相约翰逊56岁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重症病房与病毒生死搏斗时，是否曾有片刻想到自己的政治偶像伯里克利，旁人不得而知。但达昂古尔教授认为，也许约翰逊康复出院后唐宁街10号的伯里克利半身塑像旁边会多出几尊，比如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还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半身塑像。(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