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牌看上去有点像多米诺骨牌，洗牌的时候会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这种声音让凯拉·麦·哈里森(Kayla Mak Harrison)想起过世的祖母和她的朋友们。她们教会了她打麻将，一种中国牌戏。麦·哈里森很快就了解到，祖母是一个麻将高手。她说，“我们陪她打麻将的时候她很快乐。桌上有赌注的时候，她就踢我们的屁股，这很好笑。”麦·哈里森有一半因纽特血统和一半华人血统。她记忆中的祖母是一个对丈夫一片痴心的女子。她为他的晚餐蒸鸡翅，监督他吃药，为他打开电视让他看新闻，甚至还帮助他锻炼。因此，麦·哈里森说，在他去世以后，祖母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她经常不做饭，讨厌独自看电视，和家人说话也比以前少了。
在麦家，表达感情是不被鼓励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源自文化的期望和压力往往使患有精神疾病的华裔加拿大人比别的族裔承受更严重的污名化，感到更大的耻辱。这是因为华人的传统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持关系和谐。这种传统可能会让心理问题更加严重，并给寻求帮助的人设置障碍。23岁的麦·哈里森由她的华人父亲抚养长大，因此对他这一边的家族更有认同感。在她的华裔家人当中，精神疾病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但是它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并不陌生。她最早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抑郁症状时还在上初中。她经常头痛，睡眠时间很长却总是觉得疲劳。另外，她像她的祖母一样避开他人。到2016年年底时，自杀的念头开始在麦·哈里森脑海中快速而频繁地出现。她多次去医院，从一个医生转到另一个医生，但一直不能确诊。她在次年搬到里贾纳市。在那里，她的躁狂症状发作了，被送进精神病院。直到又发作两次之后，她才被诊断为双相型障碍，即躁郁症。
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中国文化中被放大
对耻辱感和污名化造成的障碍已有相当全面的记录。根据《亚洲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在被诊断出心理问题的亚裔美国人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寻求治疗，而在美国总人口当中，这个比例超过一半。去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只有2.2%的第一代亚裔美国人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比例在第二代亚裔美国人中为3.5%，在第三代及以后的亚裔美国人中上升到10.1%。
在北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是精神问题具有类似于光谱的不同程度。例如，一个人的抑郁症可能在轻度和严重之间。但是安大略省万锦市的心理医生许陈颖诗(Serina Hsu)介绍说，在华人社区，人们要么被视为精神有问题，要么被视为健康人。她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对心理疾患的进一步污名化。许陈颖诗说，华裔加拿大人在看清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方面会有困难，更遑论承认自己的精神障碍并寻求专业帮助。而如果他们真的说出来，别人往往会认为他们咎由自取。
当麦·哈里森在少女时期开始出现躁郁症状时，她和父亲家族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她的祖母到医院去看望她，却不理解她为什么需要治疗。但是麦·哈里森通过她新发现的对电影制作的热爱获得了理解和接纳。一个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帮她报了一门学习电影制作基本知识的课程。这是一个面向精神病患者的项目，目的是为他们提供自我表达的平台，同时激发听众审视自己对精神疾病的看法。
《罗密欧与精神问题》是麦·哈里森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她也是其中的主要人物。这部影片讲述她患躁郁症的经历，在2019年里贾纳国际电影节上放映。一些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对麦·哈里森表示感谢，因为她让他们对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她父亲很生气，因为她把他的照片放进了纪录片里。
文化塑造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
孝道，一种儒家价值观，强有力地左右着华人的家庭动态。它强调子女要光宗耀祖，让父母脸上有光。里贾纳大学退休哲学教授任远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儒家学者自汉朝以来所维护的五种人际关系之一。“如果你做出这种[丢人的]事，你怎么在你的祖先墓前向他们解释？”身为女性，麦·哈里森感到额外的压力。她更需要向父亲证明自己，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子比女儿更受重视。
孩子如果患有精神疾病，父母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如果华裔加拿大人的家里有个患了精神疾病的孩子，父母往往会感到耻辱。因为正如王国韶(Ovid K. Wong)在《提纯中国教育八步骤》(Distilling Chinese Education 8 steps)一书中所说，孩子如果有精神问题，父母会被认为养育无方。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和美国母亲相比，中国母亲的成就感更取决于孩子的表现。
许陈颖诗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说，害怕陷入尴尬或耻辱可能阻止华裔加拿大人在出现精神问题时寻求帮助，直到为时过晚。陈雅莉(Ahlay Chin)希望她当年能够挽救同事Joe Cheng和他的家人的生命。1985年的一天，Joe Cheng杀害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并自杀。此前他担心他所供职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会裁掉他的职位，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这起惨剧使陈雅莉深受刺激。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件事也让陈雅莉看到加拿大华人对精神健康支持的需求。她因此在BC省列治文市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它现在的名字是加拿大社区情绪健康协会。当她在九十年代刚开始租下一间办公室提供咨询服务时，没有一个人上门。人们称她是“疯女人”。但是她说，他们渐渐开始出现 － 躲躲闪闪地 － 并且会问：“有人看见我来咨询吗？”
虽然现在总的来说加拿大人对精神健康是越来越了解了，但是在加拿大华人社区，对精神问题的污名化和耻辱感并没有那么迅速地消失。不过，许陈颖诗仍然对华人越来越勇于寻求专业帮助抱有信心。这种信心源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对在个人层面上讨论精神健康问题 －哪怕是微小的问题－的鼓励。麦·哈里森的电话响了。是她父亲打来的。他过一会儿要来看她，问她是否需要Tim Horton的咖啡或食物。他们谈论如何处理她的祖父母的东西。来自她祖父母餐馆的成箱的碗碟、杯子和厨房用具都堆在她现在住的房子里。她父亲舍不得丢弃自己父母的东西。有时候他同意处理一两个纸箱，但是过一阵他又不想面对这件事了。所以那些纸箱还是堆在那里，等以后哪天再说。现在他渐渐接受了女儿的电影梦。这是好事，因为她今年秋季开始在里贾纳大学上电影专业了。不管人们对她的电影或她的病怎么看，麦·哈里森知道她已经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事。(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