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万圣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Shanghai Disneyland)入口，百余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们排成数列。他们并非参加扮装活动，而是在对园区内的三万多名游客进行核酸检测。
据报道，就在当天下午，一名前一日入园的游客在杭州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局迅速行动，要求这家庞大主题公园内的所有游客在离开前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他们的轨迹还将被密切注意，并在24小时后接受第二次检测。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核酸检测的照片在中国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在迪士尼城堡上空绽放的烟火下，一边是身着万圣节主题服装排队的年轻人，一边是防疫工作者，被很多中国网友称为“超现实的场景”。
防疫人员在几个小时后便完成了采样。11月1日上午，当局宣布这批游客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迪士尼乐园则在关闭两天后火速恢复运营。迪士尼乐园发生的这一幕回看起来只是中国新冠防疫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上海甚至因为这次精准的检测范围控制受到了网络舆情的赞扬。但在更广的范围内，中国政府坚持“清零”的铁腕政策引发了诸多抱怨。
在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城瑞丽，当地已连续七个月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三次封城。一位当地居民告诉BBC，瑞丽街头大部分店铺都已关门，很多人都已逃离。而她因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家底已经耗尽。
“运动式抗疫”
中国自2020年5月大致控制了武汉疫情后，持续采取“清零”政策，通过封城、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持续隔离和医学观察来扑灭每一次聚集性疫情的爆发，并对海外旅客紧闭大门。该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官方迄今累计报告的感染人数不到10万人，死亡人数不到4700人。对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感染比例比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小得多。
但Delta变种病毒的出现挑战了对于这种严防死守策略的信心。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内零星疫情接二连三爆发，“清零”政策对民众生活和生产造成的打击和其他负面影响正日益受到检视，并在互联网上引发激烈辩论。特别是，很多人表示大多数地区都远远做不到像上海这样相对精准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云南紧邻缅甸的小城瑞丽是一个典型案例。10月28日，一篇由瑞丽市前副市长戴荣里写的题为《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的文章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文章称，疫情“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丝生机”，而长期封城，“形成了这个城市发展的死结”。这篇文章发布时，中国社交媒体上已充斥着大量瑞丽本地人发出的求助信息。10月26日，一名瑞丽男子在酒店跳楼自杀，后被救回。尽管当局表示，这名男子的自杀与疫情无关，但很多网民认为，自杀事件与防疫的巨大压力难脱干系。“每天都是煎熬，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一名28岁的瑞丽居民说道。这名要求匿名的居民表示，她在瑞丽经商，但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今年开始就封了三次城，核酸检测做了六七十次，连出小区都要开证明……但这都不算什么，很多人是一个小区突然被强制拉去板房隔离，什么生活必需品，甚至干净的水都没有，完全就是搞运动式的抗疫。”
自今年3月底当地因发现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而封城防疫以来，这个不到30万人口的城市已连续七个月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学校、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持续关闭，餐厅只能外带。当地的支柱产业珠宝交易也被叫停。每当有新增病例出现，防疫措施便进一步升级。例如7月4日，瑞丽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后，政府迅速切断了离开瑞丽的所有通道，所有市民被要求居家隔离。除了超市、市场、医院和药店，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关闭。
此次居家隔离直到7月25日结束，但在一周后，由于当地再次发现2例确诊病例，瑞丽再次封城。直到今天，当地仍严格执行“非必要不离瑞”的政策，居民进入公共场所需要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资讯媒体《八点健闻》报道称，由于农贸市场关闭，买菜卖菜只能在城管上班前的“黑市”中进行。在深夜中，商家叮嘱顾客“要是情况不对，可以先把菜拿走，以后再付钱”。
要想离开瑞丽也不容易。根据当前政策，若要离开瑞丽，除因公、因病、因学、因丧四种情形外，每个社区或村每天只有2个名额，并且需要自费隔离7天，这让很多本身已耗尽积蓄的人雪上加霜。“我们就像被遗忘了一样。疫情是可怕，但感觉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们的死活，”上述瑞丽居民说道。
是否防疫过度？
在戴荣里的“求救信”走红网络后，瑞丽现任市长尚腊边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表示文中内容“仅代表个人”、“是四五年前的一些资料”，并称瑞丽“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援助”。在舆论进一步发酵后，当地政府转变了口吻。副市长杨谋承认“疫情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并表示将给予困难人员救助。但他在记者会上强调，“令人欣慰的是，至今未发生疫情外传。”“瑞丽疫情一日未彻底清零，就有外传的风险。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坚持严格的离瑞政策，确保疫情不外传，不影响全省全国的疫情防控大局，”他说。
瑞丽的故事在中国并非孤例。10月中旬，在两名从上海前往西部城市西安旅行的夫妇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后，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中国十余个省区都发现了与旅行团传播链相关的感染病例。数十个城市迅速开始扑灭疫情的行动。相当依赖旅游业的甘肃省宣布关闭该省的所有旅游景区、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拥有400万人口的省会兰州宣布封城，居民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几十个旅游团共超过400多名外地游客在当地滞留。
江西省铅山县发现一例确诊病例后，当地交警将全县的红绿灯统一调整至红灯，以“减少人员和车辆流动”，而闯红灯车辆一律按照违章处罚。而在中国东北的黑河市，当局将该市户籍居民的健康码统一变更为黄色，这意味着一些黑河人即使已长期在外地居住，也无法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防疫措施引起了一些专家的批评。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认为，这样的措施“并不科学”。“你起码得判断它的危险性有多高，它造成大暴发的危险有多高，如果它致病性已经降低，当然需要放松一些防控措施，动辄因为一个病例采取封城并不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而是劳民伤财，”金冬雁对BBC中文说。
此前，瑞丽等多地都因出现疫情而导致地方政府官员遭到停职或问责处分。金冬雁表示，这可能导致更多地方官员为了怕出错而采取“过当防御”。但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管制措施给生活带来的不便。一些北京市民表示，自己出差去了一趟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但返程回京却无法买票，只能滞留当地。还有无法返京的人被要求在当地隔离，原因是北京也是疫区。北京市政府11月2日向受“误伤”的人致歉。一名官员解释称，当局目前对14日内去过有1例以上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的人员限制购票，即使他们是北京市民。与确诊病例有“时空轨迹关联”的人员也被限制购票。当局承诺将提高管控精准度。中国的“清零”政策也对香港施加了影响。这座国际金融城市今年以来转向谋求“清零”，以和中国内地看齐。 但包括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在内的商业机构称，愈加严厉的封关措施会极大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拉开距离
随着世界各国正在重新开放，中国持续的严格管控正使其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拉开距离。曾经同样采取“清零”政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放开管控，韩国、日本和新加坡也放松了管控措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商业停滞、经济损失和边境封锁给民众带来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压力。曾被视为是“抗疫模范”的越南在三季度GDP创下新低后，改变了“清零”战略，在10月放松了对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长达三个月的封锁。
对于中国来说，维持“清零”政策带来的高社会成本同样在国内引发辩论。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公布的该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速“破5”至4.9%，相比于二季度增速放缓3个百分点，逊于预期。国家统计局称，目前“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愿意放开管控有多种原因，包括中国政府一贯的维稳心态、民众的强烈担忧情绪，以及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而相比于一些更加依赖国际游客和进出口贸易的国家，中国政府似乎并不着急松开国门。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今年7月发声称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随即受到很多网友抨击，甚至被辱骂为“西方走狗”。反对者称，“清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生命健康，而“国外资本主义社会是置民众生命于不顾”。金冬雁认为，中国在控制武汉的疫情中取得了成功，但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而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现时疾病传播的特点来调整政策。“在疫苗下，新冠现在的致病性和危害性已经跟流感和普通感冒越来越接近了。流感每年都会发生，冠状病毒感冒也常年发生，我们从来没有说因为这个东西就要封城，不让人家走动，”金冬雁说。“这是用大炮打蚊子。”
有学者认为，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有更现实的原因。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助理教授张珺表示，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少于很多发达国家，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量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可能因疫情的扩散而不堪重负。“过度防疫，在相当程度上是个视角问题，”张珺对BBC说。“对于中国国民而言，自从去年秋天起，大部分人都能在国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与此同时，其它很多国家的国民可能还因为封锁而被困家中。”
但也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正在为未来做准备。当局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疫苗加强针注射，对于年满18岁、接种过第两针疫苗已满半年的人，现在可以注射第三针加强针剂。自今年年初以来，官方便倡导全民疫苗注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累计疫苗接种突破了20亿剂次，且已有近8.9亿人完成全程接种，相当于全国超过6成人口已完成接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10月的一次采访中曾委婉表示，当疫苗接种到一定程度后，中国可能调整策略。“我们尽快到2022年初(疫苗接种率)达到85%以上……如果到那个时候，全球都开放了，病死率降得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开放呢？”高福说。(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