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病毒在全球引发新一轮疫情，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中国正采取封城、全民核酸检测等措施应对变异病毒。而全球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清零”政策的讨论正在继续，中国内部声音开始出现分化。
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为代表的专家认为中国要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但这一观点遭到原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的严厉反驳，高强称，中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他认为英美等国为显示统治力和影响力，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措施，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的再次泛滥。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中国则应该“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高强发声前，BBC中文就变异毒株Delta带来的这些新话题专访身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陈铮鸣建议中国尽快采取提高疫苗接种率，完善疫苗设计和引进国外疫苗等措施。他强调，应对新冠病毒是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BBC中文：世界关注英国“闯关”(在没有任何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测试群体免疫的效果)，但现在英国也遭受Delta变种的困扰，英国的主要做法是什么？
陈铮鸣：现在英国在研究是否打第三剂加强针，加强针可能会跟流感一块打，政策很快要出台。主要就是针对高风险人群，那么英国的政策主要不是防感染，主要是防止感染所导致的对医疗资源的挤兑、重症或者死亡。当然疫苗能防感染是最理想的，但英国政府认为防感染已经不是侧重点。(对这个策略的认知)其实很重要，因为中国的策略还是有所不一样，第一目标是清零。
在中国，重点的高危对象其实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原因很复杂，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国内不怎么谈中国疫苗(的设计话题)。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在最初设计时有一个欠缺的地方，就是过多考虑疫苗在临床试验期间的安全性，所以选的对象都是健康的青壮年成人群体，都是18岁-59岁的(试验对象)，60岁以上的没有，更没有任何比方说有各种各样基础疾病的人。
对这些人来讲，没有研究，疫苗数据就很缺失，当然也可以推(理)，但这只是间接的(数据)，没有第一手资料。真正严格的药物监管必须要有第一手证据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需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据，中国早期的临床试验因为国内做不了，都在海外做。那么海外的试验，可能在设计方面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可能在实施疫苗接种时，中国重点关注的都是比方说是青壮年。中国所谓的高风险人群其实是高感染风险，而不是高危对象，这是两个概念。
BBC中文：高危对象和高感染人群的区别是什么？
陈铮鸣：(在中国)高感染对象包括年轻人，社交活动能力强的，喜欢扎堆的，喜欢在外面旅游的人。比方说海关、机场和医务人员能接触到一些病患者也叫高感染风险人群。这一部分人都是工作年龄段的青壮年。高危对象指的是感染病毒以后发生重症或者发生死亡的人群，就是老人或者身体不好的、病的、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肿瘤的等疾病的人，那么这部分人当然也有少数是青壮年，但绝大部分都是65岁，70岁以上。英国的死亡人群90%都是70岁以上的，所以英国疫苗的接种策略不一样，是从上往下打，先打80岁以上人群，再依次往下。
BBC中文：从逻辑上讲，如果需要保护的高危对象没能受到疫苗保护，就必须采用物理性的像封城这样的方式来筑高墙。未来中国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这些高危对象，与此同时又不用付出太大的社会代价？
陈铮鸣：你提到有一些临床试验群组证据不足，需要弥补。这个要考虑。在我看来，这是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辉瑞疫苗和英国疫苗的研究对象都包括了全人群，尤其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年病人，包括70岁、80岁、90岁以上的对象，也包括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英国、美国围绕疫苗做了大量研究，当然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疫情比较严重时比较好做研究，中国都是零确诊没办法做。
但中国现在疫情有些反复其实也提供很好的研究机会，比方说了解现在感染人数到底多少，有多少感染者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个研究当然要跟国外的一些数据进行比对，因为毕竟(中国)病人数比较少，英国一天都是几万人确诊，很容易出研究结果；中国确诊者少样本量少，研究的可信度稍微差一些。其次要进口疫苗，那么现在复星要进口德国的BioNTech疫苗，是不是还要加大供应量？另外就是疫苗的混打。
BBC中文：欧洲和中国社会现在对于新冠感染这个话题的敏感程度似乎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
陈铮鸣：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对社会性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良药一个是靠时间，第二要加强沟通交流，要把一些全球的数据传播出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毕竟是科学问题，让大家对这个病毒感染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总是高估未知的东西。比如对已知的哪怕风险很大的事，大家可能也习以为常，比方说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但是大家从来没有因为会交通事故死亡而不开车，中国每年因吸烟造成的死亡人数有100万人。所以大家对风险的认知受各种因素影响，媒体作用非常重要，另外也该有不同的声音。
BBC中文：世界一些国家开始打开边界，中国迟早也必须考虑这样做，怎么迈出这一步？
陈铮鸣：中国开放的一个前提就是疫苗接种率。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中国国产疫苗(保护力)到底有多少？要不要打第三针？怎样提高高危人群接种率？这样是不是能提供足够保护？假如保护不够，不足以抵抗新型的变异株Delta，就要进口疫苗。现在这个是明显的科学问题。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的一些爱国主义情怀，就不把该做的事做到位。
BBC中文：理论上疫苗接种率达不到100%，要达到群体免疫，除开疫苗接种是否还是需要部分人群的自然感染？
陈铮鸣：群体免疫的核心就是接种疫苗。但是包括香港和英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打疫苗。英国估算的成人当中大概有700万人不愿意打疫苗。还有一部分人不适合打疫苗。18岁以下人群则是在研究到底需不需要打。疫苗风险的利跟弊不是绝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很多公共卫生政策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它不是绝对一成不变。就像你刚才提到不可能100%(打疫苗)，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通过自然免疫。
英国为什么在7月19号感染人数到了四五万人的情况下，还是取消所有限制政策。我觉得有三个前提：第一就是疫苗接种，英国成人的接种率非常高，尤其在高危对象当中。50岁以上的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率几乎达到了100%。90%感染病毒后得重症和死亡的人都来自这个年龄段。把这部分人保护起来以后，其他的哪怕不接种或者迟接种带来的后果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二，在年轻人的自然免疫方面，欧洲杯其实也起到积极作用。确诊的都是年轻男性。为期一个月的欧洲杯期间，年轻男性的感染比例要比女性高8倍左右，但是这些人都是30岁以下，感染以后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个别有重症，但病死率非常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欧洲杯的积极作用是促进了自然群体免疫。这个当然也是因祸得福，也不是当初有意设计，只是说一直在平衡疫苗接种，疫情防控跟社会的开放，经济民生的恢复，有时容易顾此失彼。英国政府只好“闯关”。
BBC中文：英国的“闯关”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估？
陈铮鸣：Delta变异株出现后，感染人数还是居高不下。6月份，英国一度推迟全民解禁的步伐。到7月中旬，达到每天5万人确诊，但最近两周感染出现明显下降，比最高峰时的确诊下降了60%至70%。最关键是住院死亡人数没有同步上升，只是稍微有一些抬头，这个是关键。秋冬季来了以后，气候变冷，室内活动增加，呼吸道疾病本身就增多，可能也会随之有小的感染增加。但已经不叫大流行，是局部、区域性的小流行。
现在中国的关注点还是在防感染，疫苗接种面扩大以后一定要与时俱进，调整思维，不调整的话很难走出怪圈。现在清零的代价成本太高，而且面对Delta的时候防不胜防。你看一下子几十个城市发现一例两例后开始全民封锁，区域封锁，然后上千万人一次两次核酸筛查，成本多高啊，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需要评估。
BBC中文：欧洲逐渐打开边界，中国存在免疫落差。怎么判断未来半年或者是一两年全球的疫情情况？未来两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陈铮鸣：首先是英国，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近半年会首先恢复社会常态，但其实远远达不到疫情前的水平。恢复有个过程，但肯定会带来一些小规模的反弹。我估计可能以后英国就不报感染人数。因为没有意义，就像流感一样，虽然会估算人数，不可能采取全民筛查的方式，这是劳民伤财。更多则是需要检测住院后的死亡。然后再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新加坡其实也在采取将新冠流感化处理的方式，以色列可能也会。各个国家的步骤不一样，可以互相借鉴。中国第一场战役打得很漂亮，但不一定第二仗就一定会走得很顺，有的时候需要调整布局和战略。(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