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杜鲁多(Pierre Trudeau, 简称杜鲁多)，曾两度出任加拿大总理，执政长达16年。杜鲁多作为一个作家和成功的政治家、总理，他的高尚人格、从政经验对儿子贾斯町有着重要的影响。难得的是贾斯町亦非全靠父亲的光环映照，而自行带领自由党走出一条新的光明之道。
在贾斯町的父亲杜鲁多总理领导之下，自由党推行移民打分法。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不分族裔，只要够分，都可移民。以往“重欧轻亚”的移民政策，从此一去不返。当年自由党曾接收近十万越棉寮难民。又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和制定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使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在飘扬的枫叶旗下，皆可和睦相处，共进共荣。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系列节目“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举行观众投票。杜鲁多名列第三。他的光辉形象，永留在千百万人的心中。
“将相本无种，英雄豪杰亦无种”。世上的政治领袖，起先都只是普通人，有些以演说而得到权力，如孙中山、希特勒；有些以写作而得到权力，如杜鲁多、史太林。我少年负笈温尼伯，曾遇上一老者。他说孙中山曾至加国宣扬革命，老先生有在温尼伯听讲。孙中山一站上台，足足讲了三小时。中国人最讨厌听演讲，尤其长篇大论，岂知孙先生魅力没法阻挡，所有人屏息静听，全神贯注。他的话浅白易明，人人能懂。且能启发智慧、增广见识、感动人心。在演讲的三小时中，他没碰过放在面前的一杯水，耐力惊人。广东人说“人有改错名，没有改错花名(绰号)”。孙先生演说的威力，在辛亥革命中可抵得上千门大炮，所以很早就有了“孙大炮”的绰号。
杜鲁多在从政之前，是魁北克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但他不是文学家，而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人道主义者。“杜鲁多”的意思是“池”。这个姓源自法国诺曼底的小村庄。他们在加拿大的始祖是建筑木工，于十八世纪中移民魁北克，后人在满地可附近务农。杜鲁多的爸爸是法裔，母亲是英裔，所以他从小接受英法文化的薰陶，对英法两语均有极高深的造诣。有法裔人因此歧视他，说他是“杂种”，但没有影响到他在写作和政治的事业。杜鲁多的父亲出身律师，但从商，经营连锁加油站，又办了一个汽车会，会员可以得到廉价汽油、拖车服务和汽车保险。可惜他在杜鲁多十五岁时因心脏病去世。当杜鲁多做总理时，有记者问他有多少私产，他说：“我的父亲遗留给我四百万，我投资变成了一千二百万。”老记们无不赞叹，认为他理财有道。
杜鲁多在满地可耶稣会办的Jean de Brebeuf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学校有中学部和大学部，非常严格，注重培养逻辑和思考，故此杜鲁多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性极强。他的座右铭是“理智先于激情”(Reason before passion) 。他在满地可大学得到法律学位，并做了一年实习律师，又再到哈佛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硕士。之后，他到巴黎自由政治学院就读。该院现已改名为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法语国家有80%以上的总统和总理，都是毕业于此，但他发觉这里的教授，比他懂不了多少，于是过了一年，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读博士。这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摇篮。他觉得博士生生活沉闷，没读完就开始一次环游世界体察民情的旅游。他背着背囊，独自一人，到了很多没人敢去，或没人准去的地方。他去了刚成为共产国家不久的东欧，进入中东，目睹巴勒斯坦战争，一度被以色列误认为是间谍而投入狱中，幸得当地加拿大传教士相救。他又到过印度，亲历当时宗教的冲突。他到了西贡，从这儿去了上海，但在百万雄师渡江之前，他乘船离开，取道日本回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杜鲁多这旅程对世情的洞察，心性的修养，是书本所不能代替的。
杜鲁多回到蜕变中的魁北克。魁北克的法裔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有着被征服民族的心态，就是内向，对征服他们的英裔人不信任，也不合作，认为英裔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置之不管。魁北克是农业社会，由大企业、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和天主教三位一体的势力所控制。大企业的东主，是英裔和美国人，他们捐赠民族联盟，以换取大量的利益。民族联盟在1936年开始掌管省政，专制腐败。一个村落需要公路，已建到村口，假若那个村不投票给民族联盟，公路就会忽然“断尾”。如再投票给民族联盟，钱则从天而降，路又建好了。受政府拨款的机构，胆敢批评政府，拨款离奇地就少了一半。每个村落，由村中的神父领导。神父教人魁北克社会是全世界最道德、最好。天主教控制了魁省的教育，侧重教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致魁省无法产生现代的商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魁省人口占全国25%，但在1949年，只产生了全国3%的工程毕业生。魁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加拿大其他省份。魁省法裔人的教育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高，生活贫困，在1960年以前，只比当时的华人好一点。
二十世纪初，魁省开始工业化，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当工人。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发生疑问，人心思变，于是发生了“石棉大罢工”(Asbestos strike)。石棉矿集中于满地可以东不远的地方。1949年2月14日半夜12时，石棉工人集体离开工作岗位。工人清一色是法裔人，东主是英裔或美国人。工人要求除去工场的石棉灰尘，每小时工资增加十五仙、夜班再加五仙、由工会管理福利基金、八小时制、星期天及假期双薪。在今天，这是很普通的要求，但在当时，是激进的行为。
这次罢工维持了四个月。杜鲁多回到满地可时，罢工已进行了两个月。他会见了领导这次罢工“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盟”(Canadian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的秘书长马尚(Jean Marchand)，和前来采访的记者柏拉蒂(Gerard Pelletier)。杜鲁多义务替这次罢工做法律顾问。柏拉蒂后来成为魁省第二大报La Presse的总编辑。在石棉大罢工之后七年，即1956年，杜鲁多编辑了一本关于此次罢工的书La greve de l’amiante,认为它标志着魁省开始反抗英语商人的保守统治，是一场社会革命的开端。 1963年，面对魁北克日益高涨的分离运动，自由党开始延揽一些坚信联邦制的魁北克人。他们延揽杜鲁多、马尚和柏拉蒂入阁。魁北克人笑言为“东方三贤人”。
石棉罢工后，杜鲁多到渥太华内阁秘书处(称枢密院Privacy Council)做初级经济师，但过了二年，觉得那种生活很沉闷，辞职不干。为了推动魁北克的社会革命，杜鲁多出资创办季刊“自由城”(Cite Libre)，并自任编辑。在1950年6月的创刊号，他表明了该刊的立场，矛头直指盘踞魁省政治的“民族联盟”，和天主教势力，反对魁省分离。他的杂志成为魁省思想界的集中地，主要成员有律师、大学教授和报纸编辑。当时魁北克越来越多人对现实感到不满，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诉。“自由城”向恶势力进攻，说出了千万人心中的话，因此博得社会的欢迎，杜鲁多也因此成为魁北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当众人还在窃窃私语的时候，我敢大声疾呼！”当然要社会革命，靠写文章是不足够的，但“自由城”给予很大的助力，是魁北克社会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因为“自由城”的几个负责人参政，“自由城”停刊，1991年复刊，2000年因杜鲁多去世，又再停刊。这是一本极具历史价值和地位的重要刊物。
杜鲁多的志愿，是在满地可大学法律系当教授。大学曾三次聘请他，但每次都给执政的“民族联盟”否决。谁说加拿大对教职人员没有思想管制？京士顿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曾聘请他教经济，他因不愿离开魁北克的社会革命而拒绝。
因为他的私人资产丰厚，无须谋生，能以写作和旅行度日。1952年，他去莫斯科参加了国际经济会议。右派的人几十年来都攻击他，说他不应该。他自辩说，“我还向斯大林的铜像掷了个雪球，给警察扣留了几天。”反对他的人说，“那时地上没有雪。”杜鲁多三、四月在莫斯科，当时地上有雪。 1958年，他的“魁北克民主的一些障碍”被西安大略大学选为当年最佳发表文章。1960年，他和出版商赫伯特(Jacques Hebert)去了中国，合着了《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1960年《民族联盟》败选，给自由党取代。自由党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史上称此后魁省的变更为“静寂革命”(la revolution tranquille)。满地可大学聘请杜鲁多为法律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讲述宪法和公法(public law), 并兼任公法研究所主任。1963年11月，杜鲁多当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即被任命为司法部长。1967年，自由党党魁皮尔逊(Lester Pearson)退休，杜鲁多成为党魁和总理。
杜鲁多的写作事业，可以为华裔参政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今日华裔参政，民智初开，但因为百多年来，北美华裔轻视文科教育，以致缺乏对社会、历史、生活和人的理解和思考。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还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可以学杜鲁多一样，办一本杂志，把华裔全国最好的脑袋集中起来，争鸣争辩，弄清是非，教育民众。通过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心灵，水滴石穿，长期传播。虽然华裔参政道路崎岖坎坷，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时代，理想终会渐渐实现。(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