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抗中国的“鹰法案”背后

美国众议院6月30日审议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该法案缩写为“Eagle Act”,因此也被称为“鹰法案”。

“鹰法案”旨在提高与中国的竞争力并在人权方面施压中国,内容包括增加投资以促进美国制造业、贸易、与盟国及合作伙伴合作、重新参与国际组织等。该法案由美国民主党牵头提出。然而表决在即,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表示,对该法案提出反对,这意味着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很可能将在没有共和党支持下推进该法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要怎么发展,怎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是美国自己的事,但不应当总是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从共和党议员的表态来看,他们反对“鹰法案”不是对华态度软化,而是认为这份民主党人提出的法案做得不够。比如,共和党人认为,“鹰法案”要求进行太多前期研究,错失采取有意义行动的机会,还有收紧对技术出口的控制,对敏感个人数据取得的监管等方面。“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信息传递的法案,”一名共和党助手表示。其次,在民主、共和两党一直以来针锋相对的议题,也延及”鹰法案”,比如共和党人反对法案中授权资助气候倡议的条款。

“鹰法案”背后凸显出美国两党“反华共识”下的分歧。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向BBC中文表示,共识下美国对待中国有不同的政治谱系,比如“惩罚派”认为需要以最强力手段全方位惩罚中国在贸易、南海、人权、新冠疫情等方面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失;“拯救派”则承认中国依然是美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虽然两国分歧明显,彼此会激烈竞争,但不妨碍在某些领域有合作。马钊表示,无论是“惩罚派”还是“拯救派”都将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者”或“战略对手”,但是对竞争的方式和结果,尚未达成一致。

“鹰法案”内容要点:
增加美国国务院在印太区域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提出区域发展蓝图,加强美国参与,包括那些通常被美国外交政策忽视的国家。
强调多边主义的力量,加强美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通过双边和三边接触以及四方对话,加强美国与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承诺。
通过气候、疫苗外交、发展融资以及数字和网络方面的合作关系,促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和经济竞争力。
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气候问题上负起责任,以确保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回应,使中国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付出代价,以及为符合条件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和难民身份,强化美国价值观。
加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治国之道,塑造全球经济的管理规则,为美国工人和企业赋能,投资未来技术。

今年4月29日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天的日子,但一百天内拜登的主要施政重点放在新冠疫情和经济纾困,与此同时修复与国际组织的关系,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但在中国问题上着墨较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在涉及中国问题上有三种处理方式:对抗、竞争与合作。从具体行动来看,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对抗与竞争。比如,美国在3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的竞争对手。之后马不停蹄在阿拉斯加会见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针锋相对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此外还加强了与盟友的合作,与日、澳、印开展”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在美日峰会后的声明中直接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在马钊看来,拜登“并非通过扩大合作来避免或者缩小竞争,而是要分割合作与竞争领域;而且即便是合作,美国也要突出美国的领导权,并增加美国的竞争优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安刚撰文表示,拜登不同于特朗普,设置了“有边界的战略竞争框架”,并做了四件事情——清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遗产”,有弃有承;推进全球战略收缩,从中东、阿富汗撤出实际力量,集中精力实施升级版的“印太战略”;举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旗号,与盟友伙伴国家协调对华政策;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在中美合作篮子的首要位置。安刚认为,以上可以算作拜登对华政策的“上半场”;“下半场”美国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拜登政府和两党议员纷纷往里塞私货,“抗衡中国、赢得竞争”这口锅里“沸腾乱炖”。同时,“上半场”还未触及的贸易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下半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轴。(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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