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特别是中共建政后，中国女性的党内及整个社会地位有升有降，在男女平权方面，因发声空间被压缩，女性地位反而出现回落。中共建政初期，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和改善。在毛泽东时代，女性被赋予“可以顶半边天”的角色，“大跃进”和“上山下乡”时期，女性承担和男性同样的体力劳动，女性的公共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与此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收入上整体落后于男性，女性社会地位下降；而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政府回归家庭的号召下，女性成为家庭维稳的中坚力量，社会角色被边缘化。
与旧社会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提高
从中共建党到建政过程中，许多女性的贡献和地位得到认可和尊重。例如1925年加入中共的邓颖超，在党内享有高威望，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也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建政后，宋庆龄担任中国的国家名誉主席，官媒肯定其在国共合作、联俄联共、团结抗战、携手建国、共商国是、共筑和平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被写进宪法，从法律上认可女性地位。除此之外，1950年中国通过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女性被允许自由离婚，对经历过旧社会的女性来说，这是改变人生的重大决策。建国初期，中共对妓女进行改造。1949年的北京，有237家妓院被关闭，1303名妓女被送进生产教养所改造。此后上海等地效方，妓女改造波及全中国。彼时民间流传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将鬼变成人”则贴切概括了妓女改造的情况。
毛泽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8年，1957年全社会高举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旗，力求全面解放妇女，进入妇女大跃进时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更引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提倡女性与男性一样进行劳动生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当时指女性潜力巨大，凡是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一样可以。在中国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的口号。
山东姑娘郝建秀因摸索出改进整个纺织业产量，而受到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待。郝建秀也成为“铁姑娘”典型中的一员。彼时“铁姑娘”被认为是对女性坚毅品格的赞誉。但这同时也是建国后，女性去性别化参与生产建设的例证。郝建秀后来受中共培养成为正部级官员，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高官， 彰显中共对”铁姑娘“的认可。
在当时红红火火的平权运动和建设国家中，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和贡献却被忽略。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曾采用“工分”作为分配制度，工分既衡量社员参加集团劳动数量与质量的尺度，也是分配劳动报酬的依据。专注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贺潇(Gail Hershatter)认为：“一方面，她们走出家庭，学新技能，赚工资或者工分，比过去有更宽阔的社交圈。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
另一方面，她们做的是内外双份工。因为她们完成工厂或集体的工作后，回家还要为一家老少做衣服和鞋子，晚上做所有的家务，养育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鼓励生育，出现第一波婴儿潮。从1949年到1953年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人口新增一亿人。许多生育多的女性被授予“英雄母亲”、“光荣母亲”的称号。在毛时代，除了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女性还要养活多子女家庭，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照顾家中老人。这些看不见的劳动自然而然地落在女性身上。贺潇说：“从来没有真正谈论过(独自)照顾家庭(给女性带来)的负担有多大。”
女知青去性别化 ：“铁姑娘”与男性比着干
知青王琴(化名)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作为“能顶半边天”的女性， 她也加入上山大军，与男知青干一样的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从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政策开始在中国全面铺开。城市知青建设农村的热情烧到王琴家时，已是1974年，属于该运动的末期。王琴当年21岁，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六月天来家里劝母亲支持女儿下乡。母亲哭得泪眼婆娑，依依不舍。城市青年下乡后，户口随迁至农村。这意味着，女儿的身份要从城里人降格为乡下人，再返城则难上加难。这是改变女儿一生的决定。母亲把王琴的户口本紧紧拽在手里。“我当时一把就把户口本抢过来。劝母亲说我是年轻人吃得又多，又要吃油荤。不下乡赖在家里做什么？”于是王琴和另外63名知青一同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某个农场。她说当时家里吃饭都成问题，不下乡就得饿死。下乡时，32对男男女女被安排在同一个农场干活。组织希望这30对在田间地头朝夕相处的青年，可以在农村扎根安家。
王琴回忆说，在养有60多头猪、十几只鸡和很大耕种面积的农场里，女知青和男知青干一样的活，挑同样重量的猪粪，同样未经培训后就敢开拖拉机： “那时候觉得男女还是平等，你做多少，我做多少。做少了还会受批评。大家都很积极，每天想着加油干，干完了才可以收工。”在全国各地的女性热火朝天投入田间地头的同时，中共树立女性典型以鼓励全国女性投身生产。山西大寨村的“铁姑娘”郭凤莲和别的铁姑娘们“玩命干，比着干”，将大寨村树立成全国农业生产的典型。“只有靠劳动才能解放自己。”中国媒体引述郭凤莲对那段农业生产历史的评价。她们干着劳动强度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她们的精神却是自由的”。在下乡七年时间里，王琴的同伴们有22对成功自由地组合家庭。剩下20人的命运，被1977年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否则他们的下半生会继续呆在农村。
计划生育和市场经济双重夹击下的女性
1981年，王琴回城被分配到鞋厂做女工。“那个时候同工同酬”，王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月赚33元人民币工资。但与她一同返乡的其他知青被分配到事业单位，他们现在的退休金是她的两倍。她认为这不公平，因为都是城里人下乡，下乡时与男同伴做一样的活，干一样的工时。凭什么他们返乡时就分配得更好？“任何年代，都有不公平。反正改变不了，只有认了。” 王琴眼里不平等的退休金直接影响到她的生活质量。她说退休金高的同伴去高档餐厅聚餐时，她就在家自己泡茶；别人开私家车出行，她就坐公交车。
1980年代，也是美国留学生贺潇来到中国与中国同学讨论男女平等的时代。中国同学告诉她，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但她和同学的对话好像在平行时空，中国同学并不理解什么是男女平等，也未深究。她则关注男女平等如何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开始改革开放，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大量的农村女工来到中国沿海城市开始“追梦”。计划生育也进入严格实施的头几年。因重男轻女的小农思想，许多家庭和母亲在看到胎儿鉴定结果是女婴后决定做流产手术。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1981年新增女婴数量减少23万；1980年代官方拒绝公布新增男女婴性别比。人口学者的研究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中国少出生约2500万到3000万女婴。1980年王琴生下男婴，因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她只能生一个小孩。她说后来也怀过第二胎，但因为已经返城工作，不能再多生，就被迫堕胎。细节王琴不愿多说。她说身边在事业单位怀上二胎的女性朋友，要么放弃工作保小孩，要么就换个地方生小孩，然后不再工作，做家庭主妇。
30年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已经显现。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万。30年后，贺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任历史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性别和劳工等议题。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许多女婴死亡就是决策时不考虑性别因素的完美例子。她说(中国)国家层面并未直接要求扼杀女婴，但生男孩显然更符合个体家庭利益，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大背景下，在经济上他们需要男孩。抛弃女婴的后果是造成人口结构失衡。贺潇说：“因此，在这种政策下，对个人家庭有利的东西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害的。”表面上，严格的计划生育解放大量农村女性，他们来到城市， 成为农民工，日复一日地在工厂流水线重复同样的动作，或者从事低收入的家政清洁工作。
与此同时，一部分不甘的女性选择进入洗浴店等场所从事性工作。中国的色情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死灰复燃并得到蓬勃发展， 规模比解放前更大。但卖淫女性被贴上“堕落、肮脏”的标签。贺潇评论称，改革开放为农村女性提供新机会，很多人走出农村，改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但同时也带来新矛盾。这些女性中有很多人有很多梦想，她们来到出口加工区追求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她们经常发现，这里有很多剥削，工作艰辛并危险，在某些情况下，卖淫还受到当局和各种黑恶势力的盘剥。她认为：“卖淫是女性谋生的另一种方式。在一个极度歧视性的情况下，对许多人来说，她们的谋生选择有限，性工作是能得到最好报酬的工作，比其它工作更有利可图。而且买淫不像在生产电池的工厂中与危险材料打交道那样艰难。”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河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性学研究者之一，更是中国少数公开支持卖淫合法化的学者。她认为中国存在大规模的性服务业说明，一是社会的贫富分化下这个行业是有市场的——富人掏钱，穷人提供服务；二是男女不平等，在卖淫业中，女性人数超过90%。所以，这还是一个男女不平等问题。90年代，中国开展大范围取缔色情业的做法。扫黄一度严厉到枪毙洗浴中心的老板、妓院老板等人，但这都没能止住卖淫业发展。直到跨入21世纪这个行业仍在蓬勃发展。2014年，中国广东政府不得不出动6000多名警力，历时三个月对广东的色情业进行扫黄行动。其中被民间称为“中国性都”的东莞市首当其冲。东莞也是珠三角的工业重地，外贸工厂和港澳投资在这里扎推，向世界出口中国造产品。
进入21世纪：维稳需要，中共号召女性回归家庭
也许是看到60年代上一辈人的命运和辛劳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教育成本， 进入21世纪后，适龄育龄的中国女性不愿结婚和生育。中共在2016年正式结束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宽二胎政策，但政策放开后并未见效。在本就有职场天花板的中国就业市场上，二胎育龄女性面临比一胎时代更严重的职场歧视，有一些职场女性为了职场晋升顺利不得不跟公司签下不生育或者晚育的承诺书。而单个家庭更面临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抚养压力，二胎的到来让不少女性望而却步。
接着2021年，政策再次将生育限制放宽至三胎。即使如此，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放宽三胎政策的嘲讽声不绝于耳。年轻的女性们选择“躺平”，把国家的“号召”当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贺潇评论说，现在中共需要女性的劳动力来建设稳定、繁荣的社会。“中国正给女性施压要求她们回归家庭。中央政府认为社会稳定取决于家庭。家庭要强大，就需要女性回归家庭支持养家的人。而这个人通常是家中的男性。”“毛时代还会号召女性出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从国家层面宣称家庭是稳定社会的基石，现在中国正推动更传统的分工。就像清代的做法一样，认为女性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家庭稳定和强大。 ”
女性声音缺失
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历史上，只有八位女性曾经进入中共政治局，其中还有两位是候补或候任政治局委员。过去一个世纪中共党员人数从1921年的50多名，发展到2019年底的9千万人。曾经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如今在中共的占比只有27.9%。更从未有女性进入过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使在2007年福布斯“世界最有权力女性”排行榜中名列第二的吴仪也未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吴仪有“铁娘子”之称，是中国对外经贸谈判的专家，主政时期分管对外经贸和卫生领域。
女性入常之难，如今还无人创造历史。而即使女性进入政治局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府工作中分管的也是被外界解读为无足轻重的职位。中共第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在中国政府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被认为是“花瓶”作用。其继任，即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她也在政府分管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共顶级决策层缺乏女性声音和女性无法突破天花板进入最高决策层，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题。贺潇说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领导层中没有女性，因为让女性担任要职和重责不是优先事项。因此，领导层中没人为女性赋能发声。通常社会运动会在这方面施加一些压力。但比起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初期，中共对运动的容忍度更低。”
2015年，中国的“女权五姐妹”本想在妇女节前策划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公众维权活动，却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拘留。她们曾发起“占领男厕所”、“带血新娘”等街头活动试图就日常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话语权等问题向当局提建议。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们被拘留数月后被允许“取保候审”。从此中国再难看到能再次上街的女权运动。当女权转向网络后，她们的公众号和豆瓣小姐被关闭和炸号。发声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非常不幸，我认为正是社会压力和国家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社会变革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来解决问题。”
但贺潇也从中国年轻一代身上看到希望。“他们怀揣各种想法，非常精通社交媒体，这意味着他们的想法会在被从网络上删除或者关闭之前传播一段时间。”中国普通大众习惯用自己的方式与政策制定者周旋，也许他们并不是走上街头拉横幅的一员，也许他们也不会在网络发声。但近年来不升反降的出生率和不断推迟的初婚年龄，已经说明女性的决定：她们不愿被当作生育机器，不愿子宫被别人控制，不愿回归家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