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Person是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请加拿大人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下面这篇文章是加拿大菲律宾/华裔Pia Co的经历，她是第一代移民，是埃德蒙顿地区的一位记者。Pia Co写道：
在我的生活中，我曾经怀疑过在社会正义问题上，我传统的移民父母和我是否能达到观点一致，在经过多次艰苦的交谈、尝试失败后，我曾经以为，他们有他们的观点，我有我的，我们只能各执己见。
但我终于高兴地发现，这个想法错了。
我的父母一直警告我，在有关社会正义的话题上，不要发表引起别人注意的言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少数族裔的处境：低着头，学习取得好成绩，然后努力工作 — 绝对不要做任何会招来种族歧视的事情，尤其是会影响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的事情。
我回想起第一次与妈妈发生冲突的情况，2012 年BC省15岁少女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在遭受网络欺凌后自杀，当时我用自己刚开的Facebook帐户谈论这一事情，我的母亲恳求我不要参与进去，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
我当时认为母亲对我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持续担忧没道理，但在成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她的恐惧和担忧是有原因的。作为菲律宾人，在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专制政权下的菲律宾出生和长大，我的母亲比其他人都清楚，追求社会正义的活动者有可能面临的致命后果。
我的父亲是华裔；他的祖父乘船逃到菲律宾，以逃避中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父亲的家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无力申请公民身份，父亲在51岁成为加拿大公民，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国籍。父亲总是在提心吊胆, 害怕我们做的事情会破坏他为我们全家获得公民身份的努力。
作为成年人，我现在明白了父母最初反对我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原因，他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混杂感、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对我的爱是缠绕在一起的。对他们来说，保护我最重要，胜过我所主张的我对社区的责任。
去年，美国发生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害事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成了我与父母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与其他人一样，我的父母很震惊地看到弗洛伊德的视频，他的脖子被压在警察的膝盖下，一再呼喊我无法呼吸。之后，又传出26岁黑人女子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杀的消息。
弗洛伊德死后几天，我妈妈问我，为什么警察经常不为与警察有关的黑人死亡负责。我告诉她北美地区的警务体系是来源于奴隶制的。后来，我父亲问我，为什么在BLM 抗议活动中发生了骚乱？他认为，骚乱削弱了抗议者们要传播的信息。
美国亚特兰大有6名亚裔妇女被针对性杀害事件使种族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的家人知道加拿大的亚裔老人在疫情期间也遭到了人身攻击和种族主义嘲讽，但亚特兰大事件离他们更近，因为我小时候，我们曾经在亚特兰大住过。这一事件的发生，加上对父母安全的担忧，我在大学的报纸上写了一篇评论，呼吁亚裔年轻人站起来，在自己的社区呼吁反对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
十年前，父母对我在 Facebook 上发表意见犹豫不决，但现在，他们与所有的朋友分享了我的这篇评论文章。 经过多年的分歧，在与父母公开讨论社会正义的问题上，我终于感到有了结果。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提倡社会正义的运动必须包括老一辈人，这个过程不容易，而且可能会很耗情绪。
对于那些开始与父母讨论社会正义话题的人，我能给出的最好建议是：倾听, 倾听你的父母的经历和观点。如果你抽不出时间来倾听他们的理由，你就不能指望他们理解你的主张。你甚至可能发现会从父母那里了解到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一起学习如何更好地倡导社会正义。(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