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来说，专一的意义是什么？”在2019年的的电视真人秀《恋爱岛》(Love Island)上，参加者艾米·哈特(Amy Hart)这样问道。她的恋人柯蒂斯·普里查德(Curtis Pritchard)有点担心，她也看出来了。他一直在背着她吻其他女孩。
普里查德整个人沉在座位里，哈特则侃侃而谈却又很平静一一列数出他们这段关系里的各种问题，从他怎么可能同时对两个人有爱情的感觉，说到她有多需要他，再说到他如何令她失望。哈特保持的一种预设观念是，恋爱关系只容得下两个人，而普里查德违反了这个规则。但是，据我们了解，历史上的人类关系，从来就比如今在很多社会里成为常态的一夫一妻制更加复杂。
回归非单一配偶制？
两厢情愿下的非单一配偶制(CNM)允许一对配偶中的双方都有自由去和其他人发展关系。这当中可能包括多元恋爱、乱交，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开放式”关系。无论是那一种形式，“CNM”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恋人会就边界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比如他们可以什么时候，在哪里，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定义意味着，普里查德的鬼混不会符合这个标签，因为哈特根本没有同意他们这样做。然而，非单一配偶制在人群当中虽占少数却仍然比例可观，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普里查德会做出他所做的行为。
尽管一夫一妻制占有统治地位，人类还是颇为着迷于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心理学家贾斯汀·莱米勒(Justin Lehmiller)访问了4000名美国人，请他们在他的书《告诉我你想要什么》(Tell Me What You Want)当中描述自己的性幻想。“三人行”是最多人有的幻想，比其他形式多出不少。“如果我们统计处在关系当中的所有人，大约有5%可以定义为CNM，”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心理学助理教授艾米·穆斯(Amy Muise)说。不过，再算上那些曾经尝试过CNM的人，这个数字就会再增加不少。“在一生的经验当中，有21%的人曾经在某个时候尝试过非单一配偶制。”
去比较一个这个比例的话，21%只比在家不说英语的美国家庭比例略少(21.9%)。“假如它实际上是更加普遍，我也不会意外，”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艾米·摩尔斯(Amy Moor)说，“一种叫做‘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的东西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对一些问题给出略为保守的回答。这或许是为什么一个人会高估自己一天吃五种蔬果的频率，或者你做自己的饮酒量。”
对于这个数量可观的“少数人群”来说，由于很多国家受新冠疫情影响而采取措施限制社交互动，他们现在离开家去邂逅伴侣的机会可能少一些。处在“CNM”关系中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现在花更多的时间与同居的伴侣相处，同时不得不适应与其他伴侣见面时间变少的状况。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有成熟的研究显示，远距离恋爱有可能会令人非常愉悦。而且，社会心理学也告诉我们，在较为平常的时期，有理由相信处在“CNM”关系中的人们或许会体验到更多人夫一妻制人士所没有的好处。
一夫一妻制是何时开始的？
人类从何时开始出现一夫一妻制的，这一点一直有争议。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古人类始祖在性方面是高度的雌雄两性异形的——男性和女性在体形和身材上不一样——而这是非单一配偶制的证据。性别的雌雄差异表明，一种(或两种)性别会面临很大的选择压力。在一些物种当中，比如大猩猩，较大只的雄性更有可能通过利用自己较大的体形击败其他雄性竞争者，从而取得性方面的成功。比如，一只占统治地位的山地大猩猩会垄断70%的交配权，形成一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多个雌性与同一个雄性作配偶)。
两性异形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运作方式。一些物种是通过夸张地展示体格来引起伴侣的注意，而不是用体力来击败竞争者，比如长着漂亮羽毛的鸟类和颜色鲜艳的鱼等。这当中的区别是，这些通常都不是社群性的物种，与人类不一样，所以一只雄性或雌性不一定能够在一个区域内控制它们潜在的伴侣。古人类的化石纪录却是比较零散的。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论证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远古始祖的两性差异和我们是相似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化石来论证。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又或许更早得多。
人类Y染色体的多元性，或者缺乏多元性，也曾被用来说明人类直到相对较近代之前都一直是一夫多妻制。同样，人类学家们又会出来质疑相关证据，但是一些人曾经表示，雄性基因的相似程度显示，在我们过去演化的过程当中，只有少数雄性有性伴侣。至较近代，这方面的多元性有所增加，显示有更多的雄性能够进行交配，这是因为一夫一妻制。
我们从考古学证据当中了解到，古人类是以小规模、近距离和世代相传的家庭群组形式生活的。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电脑模拟显示，他们需要与本群组外的个体作伴侣，来维持整体的人群。于是这就会造成不同的狩猎采集者社群之间大规模的流动配对。我们已经知道，以完全一样的基因血统维持一个家庭是不可能的。这个模式显示，狩猎采集者是采取连环的一夫一妻制的——配偶会在养育一个小孩的一段时间内以单一配偶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然后分开再去寻找新伴侣。这已经证明了是能让现代男性在性方面获得好处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男性对于开放式的关系更有兴趣。
莱米勒对性幻想的研究发现，男性对群交更加感兴趣(这个比例分别是26%的男性和8%的女性)。在其他形式的“社交型性关系”当中，比如参加性派对或者乱交俱乐部等，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17%的男性和7%的女性)。不过，有这些幻想有兴趣的女性却更有可能去付诸实践。比如，在同一组样本当中报告有参与过群体性交的人数，分别是12%的男性和6%的女性。于是看起来，是女性更有可能找得到合适的机会。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85%的现代人类社会当中，非单一配偶制都是受到制约的。即使在《旧约圣经》当中充斥着大量对于一夫多妻制的描述。而大多数社会的默认契约都仍然是一夫一妻制。这或许在现在看起来很普遍，但是当你细察时会发现，历史上的人类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奉行单一配偶制。那为什么，单一配偶妻在如今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呢？“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不说到媒体，”摩尔斯说。她强调，我们的艺术和文化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大多数时候，在我们从小长大时，我们的父母都是结了婚的，或者至少试图维持一夫一妻关系。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我们有婚姻制度。”“自从人们开始占领土地并将之据为己有开始，就是婚姻起飞的时候，因为那是一种明确对你的财产保持控制并让它流向你家庭的方式。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将一夫一妻和异性恋视为首要条件。”
和其他人发生关系会更好吗？
对于“CNM”的研究反复显示，有不同性趣的配偶会报告说，他们有多个性伴侣会更好。“在一段关系当中，伴侣双方的‘兴趣’常常是有差异的，”穆斯说，“但是，有多伴侣关系的人或者在总体上会更能得到满足。如果你对其他人有性方面的兴趣，那去探索这方面可能会更健康。”目前在对“CNM”的研究当中缺失的部分，是大规模的纵向研究，就是对一组考虑开放式关系的人们进行数年的跟踪调查，甚至要从他们第一次与伴侣进行相关对话之前就开始。
不过，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填补这个空缺。其中一个是，对“CNM”好奇的人人和从未考虑过开放式关系的人们被召集到一起，进行一系列有关他们的恋爱关系和性满意度的问卷调查。一开始，他们当中没有人去和他们的伴侣讨论对其他人开放关系的想法。到最后，他们被问到一些关于对恋爱关系满意度的问题，但是同样要回答，他们是否开放了自己的关系。
“那些想要开放关系并真的去做的人，他们的满意度要高得多，”加拿大伦敦韦仁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的社会心理学助理教授萨曼莎·乔尔(Samantha Joel)说，“另一方面，那些想过却没有做的人，满意度会下降，但是幅度很小。”乔尔表示，那些转向“CNM”关系的人，满意度提升或许是拖曳效应的结果。与第二伴侣性生活的更高质量拉高了对第一伴侣的满意度，因为忽然间，必须由一个人来满足他们所有愉悦需求的压力被消除了。“我们知道，当人们对性生活更满意的时候，他们的沟通无论如何也会更好，”乔尔说，“但是处在‘CNM’关系中的人们会报告说自己有更开放的沟通——如果你不谈边界，就很难有‘CNM’。在单一配偶的伴侣关系中，这种关于边界的讨论常常不会进行。”
情绪满意度——安全感、培育感和亲近感——往往在正常的关系中会随着时间而提升。与此同时，与性欲相关的即兴感和兴奋感则会下降。“开始是性感和热烈的，但是之后就会变成套路，”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朗达·巴尔扎里尼(Rhonda Balzarini)说，“新鲜感是很难维持的，于是那种热烈也会消失。”巴尔扎里尼举出一个例子，你可能在法律上和一个第一伴侣结婚，生活在一起，有了孩子，然后通常就有了一夫一妻制生活模式的相关责任。伴随这一切而来的事务，是更多地需要可预见性——她说，这本身是不性感的。
第二伴侣或许永远不会与你分担这些责任，于是，你关系中的那种兴奋感退却就不会发生。结果，第二伴侣往往能够提供更频繁的性爱，和更少的承诺。“我认为，这通常是在新鲜感和安全感之间的摇摆，而进入一段长时间的‘CNM’关系是试图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的一个方式，”乔尔说，“它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它是一种方式，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你如何面对嫉妒？
穆斯说，“CNM”关系的好处最明显的时候，就是当第一伴侣双方都积极支持彼此寻找幸福的时候。“这似乎是在于第一伴侣想要看到他们的恋人能够得到性满足，但是不需要由自己来做到这一点，”她说，“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第一伴侣积极支持他们寻求快乐时，他们就会更放心地去满足这些需要。”这就描述了一个所谓“爱屋及乌”的心理学概念——能够通过看到另一个人的快乐而感受到快乐。在恋爱关系的范畴之外，你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比如，想想你看到一个人打开一份礼物的情景。但是，爱屋及乌也会发生在看到另一个人得到性满足的时候。
于是，“CNM”关系中的伴侣如何克服妒忌的感觉？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的研究员凯瑟琳·奥梅尔(Katherine Aumer)和合著者共同撰写了有关一夫一妻和“CNM”伴侣当中爱屋及乌心理的报告。当中写道，对于男人来说，性方面的不忠所带来的妒忌感要比情感上的不忠来得更强烈。我们可以预期这一点，因为进化论表明，男性有更强烈的动机要知道自己孩子的生父是谁。对于女人来说，确定自己孩子的生母是谁则不是很难。奥梅尔接着写道，女性却更有可能对于情感上的不忠而感到嫉妒。进化论上，出于养育一个孩子的压力，女性有更强烈的动机要让她们的男性伴侣留在身边，这样他就能够在她们哺乳期间，为她们和她们的小孩提供食物和保护。如果男人表现出来对另一个女人投入了感情，这个母亲可能就不会从他那里得到最优质的食物、保障和庇护。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非单一配偶制？
有证据显示，某些人可能会比另一些人更能够同时管理多重关系。依附理论阐述了安全感和不安全感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关系的，并且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更不愿意与人分享伴侣。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克里斯·弗雷里(Chris Fraley)20年来一直在网上收集回复者的问卷数据。共有20万人填写了调查问卷，这就成为了研究者关于多种不同行为的数据。通过这份数据，摩尔斯发现，有一夫多妻制关系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小的焦虑和回避倾向。当然，摩尔斯说，这些发现是相向的。有可能只是那些安全感更足，焦虑更小以及那些更不容易害羞的人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吸引。
享受“CNM”生活方式的人们心理特征所显示的，是他们的情感需求并不是单一的个人能够满足。“多伴侣关系的人们更有可能大体上有更大的需求，”巴尔扎里尼说。“我们发现，一夫一妻制的人们在爱慕和性欲的需要上是平衡的。但是多伴侣的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要到极端的程度。他们或许需要同时满足这两点，而又发现很难在一个伴侣身上得到。一个善于经营关系的第一伴侣可能并不够性感。”
不幸的是，摩尔斯说，现在的数据太少，不足以建立一个“CNM”行为者的轮廓特征。他还表示，在他的研究当中，“CNM”倾向与年龄、收入、所在地、教育程度、种族、血统、宗教或者政治取向等均无关系。男女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人更有可能奉行“CNM”的生活方式，而这是唯一的规律。
污名化
作为一种似乎已经在各种生活环境下都存在的事情，非单一配偶的生活方式仍有遭到强烈污名化的倾向。摩尔斯举出一个例子，平常人认为帕拉图式的爱或者家人亲情能够给予那么多的人，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却认为爱情是应该有限制的。“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能够同时与很多人保持密切关系，”她说，“但是我们却要认为爱情应该是有限制的？你有多少关系密切的人？噢 ，如果你有太多，又会有多令人作呕？这太荒唐了。”
我们对伴侣要求太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向导、朋友和知己。“我们不一定要从一个人身上得到所有这些，”摩尔斯说。或许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需求摊分开去，给多于一个人，这样会更好。(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