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考古工作者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提取出一批精美金器，一枚精美的“鸟型金饰片”首次正式亮相。相关介绍说，这枚鸟型金饰片，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厚仅0.12毫米，在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具有唯一性。初从祭祀坑里提取出来时，考古人员还以为只是个长条形的金饰，经过初步整形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么薄的金器，一般不会单独使用，它有可能是敷贴在什么器物上作为装饰或者沿边镶嵌在里面”。
笔者仔细地察看了这枚金饰片，觉得可以将其直接称为“凤型金饰片”。这里牵涉到凤的定义问题。
《说文解字·鸟部》对凤的解释是这样的：“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翺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这个解释中有蛇、鱼、鹳、鸳鸯、虎、燕、鸡七种动物和龙、麒麟两种神物成为凤的取材对象。民间画凤、谈凤，有“锦鸡的头，鹦鹉的嘴，鸳鸯的身，大鹏的翅，仙鹤的腿, 孔雀的尾”，“蛇头、龟背、鹰嘴、鹤腿、如意冠、九尾十八翅”等说法。这些说法，将《说文解字》释凤所涉及的动物之外的鹦鹉、鹤、大鹏（鹰)、孔雀等列入凤的取材对象。
借鉴上述说法，笔者给凤下了一个定义——
凤是凤凰的简称，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鸡、鹰、燕、乌、鹤、鹑、鸿、孔雀、鸵鸟等动物，和太阳、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七八千年的演进、升华，凤与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此定义中的“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这个“容合”，既是凤所具备的基本精神，也是凤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只要具备“容合”特性，和“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且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等精神蕴涵者，我们都可将其称为“凤”。
考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至夏、商、西周三代，出现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材质上的，被人们所称的凤纹、凤形，会发现：形态上只要与自然界中某种具体鸟禽不能完全对应，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了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者，人们都将其以“凤”称之。也就是说，从形态上讲，凤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
以上述定义、观点，来看三星堆新出土的“鸟型金饰片”，会发现，其“鸟”与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具体的鸟禽都对应不上，比如，其尾羽像孔雀的尾羽，但通体看显然不是孔雀。所以，笔者认为应称其为“凤型金饰片”，其形象，是三星堆先民对包括孔雀在内的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的结果。
在“凤型金饰片”面世之前，三星堆遗址已出土为数不算少的所谓“鸟形器”“鸟纹饰”。这些所谓的“鸟形器”“鸟纹饰”，在笔者看来，在一定的程度上、数量上，都可以称为“凤形器”“凤纹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比如所谓的“青铜鸟”，它们或有成排高扬的冠，或有上下分叉的翅，或有硕大上翘的尾：都不是对自然界中某种鸟禽形象直接地、简单地照搬。
“凤形器”“凤纹饰”比较多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伸远一些——
约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凤纹、凤形。如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七千八百年的陶器凤纹，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象牙器凤纹，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近七千年的陶器凤纹，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八百年的陶器凤纹，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五百年龙凤璜，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以上的玉凤，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凤形玉佩，以及发现于山东昌乐的属于龙山文化的距今四千年以上的骨刻文凤字等。这些原始的凤纹、凤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和同时期的龙纹、龙形一起，成为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凤纹、凤形。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凤纹，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凤鸟负龙玉雕，湖南宁乡黄材乡出土的商代戈卣凤纹，陕西扶风白家村出土的西周凤纹丰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西周凤纹甲簋，等。这些凤纹、凤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和同时期的龙纹、龙形一起，成为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形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三星堆遗址的断代，最新的数据是2021年3月24日公布的，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即距今约三千二百年到距今约三千年。这个时间段，在距今约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故可以推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有可能受到高庙文化陶器凤纹、河姆渡文化象牙器凤纹、仰韶文化陶器凤纹、凌家滩文化龙凤璜、石家河文化凤形玉佩等新石器时代凤纹、凤形的影响，是对新石器时代凤纹、凤形的传承、弘扬。
更要指出的是，距今约三千二百年至距今约三千年这个时间段，属于商代晚期。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与属于商代的凤形器、凤纹饰比照，会发现其造型、神态基本一致：都多为侧面形象，凤头上扬，胸挺，有冠，多耸起，有翼，尾长而上翘；整体上看，都是对自然界中多种鸟禽和其它动物、天象等元素的容合化、抽象化、艺术化；而构图完整、装饰性强则是其共同特征。鉴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与商代晚期相对应，且比较零散、没有祖型、精细程度不高，而属于商代的凤形器、凤纹饰成系统、有祖型、精细程度高，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学仿了商代的凤形器、凤纹饰的判断，也即中原商代的凤文化，传播、辐射、影响到了西南蜀地三星堆的凤文化。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有两点认识——
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与该遗址出土的龙形器、龙纹饰一道，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而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作为具有显明特色的地方文明，三星堆文明无疑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故可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凤形器、凤纹饰，与该遗址出土的龙形器、龙纹饰一道，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二、三星堆先民即古蜀国人是盛行鸟崇拜、凤崇拜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由鸟崇拜升华到凤崇拜的过程。三星堆先民即古蜀国人崇拜鸟、崇拜凤，有可能受到了中原商朝的影响，也可能是其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原因使其然。言其“有可能受到了中原商朝的影响”，是说商朝、商人是崇鸟、崇凤的，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言其“也可能是其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原因使其然”，是说商周时期的古蜀国是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国，其疆域北达陕西汉中，南至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东至鄂西清江。境内山林莽苍、河流纵横、食物丰足，是鸟类佳好的繁衍生息之地；而鸟类与稻作经济关系密切，是种子的传播者和节气的昭示者；自由飞翔的鸟儿又能给人们超越尘世、放飞精神的想象以参照、以象征。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古蜀国五位有名的“称王者”，其中柏灌、鱼凫、杜宇三个，都是鸟名或与鸟有关——这也是古蜀国人鸟、凤崇拜的一个佐证。(文/庞进，2021年3月2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