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发自人内心的，对相关的人、物、事，具有肯定、喜悦、关怀、投入等感情取向的能量。古往今来，人类之爱以对象、程度、方式等的区别，有“仁爱”“兼爱”“博爱”“奉爱”等等之说。
“仁爱”是由中国东周时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倡导的爱。
“仁”是一个会意字，表示两个人发生关系，一个人是自己，另一个是他人。这里的人和他人，可以是单数，即一个人；也可以是复数，即两个人、几个人或一群人。那么，一个仁字，就可以表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表示一个人与几个人、一群人的关系，还可以表示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关系。那么，简要地理解，仁，就是用来处理人与人即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念。
关于仁爱，儒家有多种表述。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综合这些表述，可见儒家仁爱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好、与人为善。
然而，尽管儒家讲“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但其仁爱却是有差等的爱。《论语·学而》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孝悌是仁爱的根本，可理解为仁爱要从孝悌出发。《中庸》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经解》讲：“上下相亲谓之仁。”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仁爱的讲究和实现要以血缘关系为首要，尤其要以父母子女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为首要。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仁爱要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即有血缘，尤其是直系血缘的“亲亲”之间做起，然后再推向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孟子讲得很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说，要先爱自家的老人，再爱别人家的老人；先爱自家的小孩，再爱别人家的小孩。孟子还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仁爱要先从每个家庭做起，然后向外推到爱社会上众多的人，然后再向外推到爱自然万物。
“兼爱”是由中国东周时期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提出、倡导的爱。
“兼”的本义是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那么，“兼爱”，就是同时爱不同的人或事物。孟子将其表述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他解释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何以知之爱天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之。”(《墨子·法仪》)显然，墨子的兼爱说，是针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提出来的。
面对墨家的挑战，儒家反应强烈。孟子斥责兼爱说淡漠亲情，是置人间伦理于不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博”字从“十”从“尃”。“十”有东西南北中齐备义，“尃”有分布、散布义，合起来，“博”的意思就是散布到了东西南北中，广大、广泛。
“博爱”在西方基督教话语体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首先，基督教认为，“博爱”是来自上帝的爱。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人因偷吃禁果而犯了原罪，人又不能救自己，于是上帝就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来施救，上帝的救赎就是博爱——广大的、伟大的爱。其次，“博爱”是平等的爱，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都要直接面对上帝，都要靠上帝来救赎，最终都要到上帝那里去，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博爱”是连仇敌都要爱的爱。《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
“奉爱”是来自印度的巴克提瑜珈所讲的爱。巴克提瑜珈梵文为“Bhakti Yogo”,“Bhakti”是“奉爱”的意思，故巴克提瑜珈也称奉爱瑜珈。据相关介绍，奉爱就是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奉献给某种理想、事业，或他人、社会需要的爱。这样的爱，使人想起20世纪中国红色革命年代所倡导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上述“仁爱”“兼爱”“博爱”“奉爱”，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愿景，总体上都有值得肯定的价值。但是，也都有值得讨论、商榷之处。
儒家的“仁爱”有差等，“亲亲”优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与子女、兄姐与弟妹的关系，是原初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将爱优先施予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再推延到无血缘关系的人，应当说是自然的、符合伦理常情的。“亲亲优先”使中国社会成为亲情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亲情的滋养、浸润、关怀、包围中，这当然是有利于个己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的。
但是，“亲亲”优先，很容易导致“亲亲”过度，或者说这样的有差等的爱缺乏阻止“亲亲”过度的机制。所谓“亲亲”过度，是说将亲情，以至于人情，置于过分高、过分重的位置。遇到需要作是非判断时，公理、法律往往让位于亲情、人情，所谓“情大于法”。典型的例证是《论语·子路》中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译成白话：“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体现在这里呀。”
墨家的“兼爱”是一种理想化的爱。不讲等级差别、不分亲疏远近地向一切人施同样的爱，世间能完全做到者，有几人？
基督教宣扬的“博爱”与“兼爱”有一致性，然而在理想化的路上，“博爱”似乎走得更远。让人爱仇敌，且不说一般人做不到、不愿意做，即使有人真地去做，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打个比方，一颗生鸡蛋，如果内里没坏，你给它以温热，到一定程度，它会孵出小鸡或变成可食用的熟蛋；如果内里已坏，你再给它温热，它也孵不出小鸡变不成可食用的熟蛋。如果本来就不是鸡蛋，而是一颗石头，你还要像对待鸡蛋一样温热它，那就不是石头的问题了，而是你脑子有问题了。再如人们熟知的《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好心的农夫将冻僵的蛇放进自己怀里温暖，蛇苏醒后却用毒牙咬了农夫，使农夫受伤而死。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恩将仇报”的现象和道理。当然，也在提示人们：不要不分青红皀白地施爱，在施爱之前要对施爱的对象有所了解。
至于奉爱瑜珈讲的“奉爱”，也是理想化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的爱，不具普遍性。
笔者从观察婴儿的生存，分析出人生来具有“依他性”和“利己性”：胎儿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不能独自成长，必须由他人提供营养。生下来后，若没有他人提供吃的喝的，婴儿的生命就会终结。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人才能生存的本能，就是人的“依他性”。同时，婴儿是把吃的喝的，本能地吃到、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如果几个婴儿一个奶头，肯定会出现争抢的局面。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就是人的“利己性”。
人天生地既具有“依他性”也具有“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一开始就交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存于人体中。人的“依他性”是人的“善端”，人的“利己性”是人的“恶端”。由于“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人的本能、本性，故人天生地、本能地既具有善端也具有恶端。善端可以发展为善，恶端可以发展为恶。故人既有可能行善，也有可能作恶。
人类之爱，无论“仁爱”“兼爱”“博爱”还是“奉爱”，都源自人的善端，即人的“依他性”；相对应，人类之恨，无论怨恨、愤恨、嫉恨，还是仇恨，都源自人的恶端，即人的“利己性”。由于人本能地既具有“依他性”也具有“利己性”，故人就本能地既可以爱、施爱、被爱，也可以本能地恨、施恨、被恨。也就是说，是人，他就既可能爱，也可能恨，既可能爱得如痴如醉、死去活来，也可能恨得咬牙切齿、入骨入髓。
人类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依他性”使然，是向善的、乐意施爱、被爱的。但也有少数人，在一些情况下，“利己性”膨胀，是向恶的、乐意施恨、被恨的。向善、施爱、被爱，使人间暖意融融、欢喜多多；向恶、施恨、被恨，使人间寒风刺骨，悲剧不绝。
鉴于上述观察、认知，本人在构建龙道信仰体系时，提出了“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核心理念，主张、倡导在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等关系时，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显然，在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龙道信仰主张、倡导将“爱人”与“爱己”相统一，即既爱人，也爱己，努力地在“爱人”与“爱己”之间，寻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这样的“爱”，笔者谓之“互爱”。说得再透彻些，“互爱”是从人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出发，既“爱人”又“爱己”的“爱”。
“互爱”与“仁爱”“兼爱”“博爱”“奉爱”相比较，“互爱”突出、强调了“互”字，即相互性，即“互爱”是相互的，是我“爱”人、人“爱”我的。那么，我“爱”人，人不“爱”我；或人“爱”我，我不“爱”人，就都不是“互爱”。
于是，“互爱”就有了基本要求：希望，甚至追求回报。若没有回报，就不是“互爱”了。当然，回报有方式、大小、快慢、程度的不同。
也就是说，我爱人，希望人也爱我。人若不爱我，我可以继续爱人，即继续希望人爱我，也可以不再爱人。如果我爱人，希望人爱我，而人非但不爱我，还恨我，甚至伤害我，那么对不起，我将视人对我伤害的程度，予以适当的回应，甚至回击。
笔者认为，在如今这个广泛联系、利益交错、情况复杂的互联网时代，对大多数人而言，龙道信仰主张、倡导的“互爱”，是现实的、理性的、可操作、可践行的人类之爱。(2021年1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