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说(175):放任自由还是捍卫生命?

似急急如律令,外面大雪正翻飞!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让全球国家政权都面临极限性的挑战。归根到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世界各个国家的抗疫政策分成两类,一类国家依然放任自由为主线,而一类国家则以捍卫生命为主线。从笔者感受看,这里并非绝对的黑与白、正确与错误,因为每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都离不开自己的国情。

人权活动人士称,亚洲多个政府都利用Covid-19疫情的“掩护”来执行法律,实施逮捕,或者推进一些国内外本来会激起强烈反对的争议性计划。很多政府不仅没有激起反抗,而且受欢迎程度还上升了,因为人们在危机当中需要他们的指挥。“这个病毒是敌人,而人民也被放进了一个战时机制当中。这让政府得以借‘对抗’疫情之名通过一些压制性的法律,”公民参与世界联盟(Civicus)Josef Benedict对媒体表示。“这已经意味着公民权利倒退了一步。”

在印度,人权卫士和活动人士,包括一名83岁患有帕金森症(Parkinsons)的耶稣会牧师–被以煽动骚乱、刑事诽谤的罪名控告和逮捕。在反恐法下,保释几乎不可能。这种状况已经引起数个组织发出警告。五个联合国报告员表示担忧,称这些拘捕看来“明显是有意向印度活跃的公民社会传达一个令人心寒的讯息。”

国际法律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简称ICJ)印度法务顾问Maitreyi Gupta向媒体表示,他们已经反复呼吁政府释放政治囚犯。然而,尽管有国际社会压力,拘捕行动仍然不减,而且很有少有抗议。政府则反复坚称,他们所拘捕的人士是在与国家利益作对,并不论他们是在进行政治迫害。

在菲律宾,据称有心脏病和哮喘的62岁活动人士Teresita Naul被以绑架、严重非法禁锢和破坏性纵火等罪名拘捕,引发了强烈反响。不过,作为一名“共产主义领袖”在媒体面前游行的诺尔只是被控这些罪名的400多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多数是活动人士和记者。像Zara Alvarez和Randall Echanis等人则被袭击和杀害。与此同时,该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ABS-CBN在去年5月被关闭亦令很多人失去了在全球疫情期间获取关键信息的渠道。但是,总统Rodrigo Duterte的支持度却仍然维持在高位。

孟加拉国也关闭了数家批评政府的网站,罪名是散播关于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在尼泊尔,来自原住民社区尼瓦尔(Newar)活动人士Bidya Shreshta向媒体表示,政府利用全球疫情迫害这个族群。Bidya Shreshta说,疫情期间,官员们违反了最高法院的一道命令,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尼瓦尔传统居住地上清拆了46所房子,以腾出空间来建新公路。官方不顾抗议,有些抗议者还被用武力赶走。政府称,当地人需要通过“恰当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还表示高速公路的工程将会进行,因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

在韩国、新加坡、台湾及香港等地,使用监控技术已经证明了对于控制疫情有巨大作用,但是国际法律家委员会担心这些技术在全球疫情结束之后仍然会继续被使用。Josef Benedict觉得,在很多这些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已经站出来阻止政府钻这些空子。而他也心知,很多国家的抗议仍然在继续,比如泰国的反王室抗议,以及印尼的创造就业“综合法”。

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冠之为“捍卫生命”的政府,而加拿大可以算是一个“放任自由”的政府。作为加拿大华人,估计许多人都有一种体验,那就是政府监管不力,不然Covid-19疫情早已经得到遏制,哪会有今天我们需要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

对于两种操作方式完全不同的政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记者所要问的就是,假若我们去问那些因为Covid-19疫情失去亲人的家庭,他们是否认可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呢?笔者相信,这拨特殊人群对政府政策的认可度肯定与那些没有与Covid-19直接关联的人的想法不一样,你同意吗?

其实,从短期看,“放任自由”政府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它们将经济阵痛变成了经济长痛!尽管发达国家有钱去预订疫苗,尽早实现全民接种,但它们的经济发展也会如此,走上快速恢复的道路吗?笔者并不看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政府的巨额赤字一定会为经济发展带来阻力,可能需要一代人的牺牲才可以缓过劲来。假若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政府再次将一副好牌打成臭牌,那可能会导致加拿大国运如此掉头而衰落!这应该是绝大部分人不愿意看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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