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依托庞大的中国市场，成长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可以匹敌欧美互联网巨头的大公司。今年11月，从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开始，互联网巨头们面临中国监管层反垄断的密集火力，其中阿里巴巴首当其冲。专家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
“反垄断风暴”
如果说12月的中国刮起“反垄断风暴”或许并不为过。从高层喊话，到监管行动，中国互联网巨头们不得不节节后退。12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3天后，市场监管总局就向阿里巴巴、腾讯等开出三张反垄断罚单，还表示“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12月15日，金融监管层也站出来–中国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公开表示，互联网平台存款模式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3天后，蚂蚁集团就公告称已经主动下架平台上的互联网存款产品。京东金融、陆金所等多家头部互联网金融平台快速跟进，相继下架银行存款产品。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则将矛头指向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称其诱导过度消费，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回应，12月23日，蚂蚁集团花呗近期降低部分年轻用户额度，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22日，消费领域接棒，继续反垄断。市场监管总局举行规范社区团购秩序的“行政指导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今年在社区团购砸入重资的互联网公司都参会。此起彼伏的监管动作在12月24日达到“高潮”–这一天，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宣布再次约谈蚂蚁集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强力政府与惊弓之鸟
半个月的密集动作，让阿里巴巴在股票市场吃不消。上周港股两个交易日共累计蒸发市值逾8,300亿港元，24日在美股大跌13.3%。12月28日收盘时跌幅达8%，为7月初以来收市最低，单日市值蒸发近3,940亿港元。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智威称，中国当局指阿里巴巴涉嫌垄断，同时蚂蚁也被针对，对公司是双重打击，因此应该还要继续下跌，可能跌穿200港元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风暴来袭下，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成了“惊弓之鸟”。上述诸多动作背后，监管层大多只在喊话，尚未正式出手，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主动大幅收缩。“相比欧美，中国有强力政府，可以与科技巨头对抗，甚至让他们公开道歉、‘自我整顿’等。中共要显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头们则相形见绌。”咨询公司博达克(BDA)董事长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向BBC中文表示。邓肯·克拉克认为，虽然中共需要科技巨头们的效率来提升消费，也不想从根本上降低科技上的创新能力，但关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主导地位的讨论，总感觉有种风险–长期而言中国希望统治这些公司，即便这仅仅是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感觉。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
互联网领域津津乐道“赛道理论”–新的商业模式意味着一条新赛道，大大小小科技公司竞逐其上，攻城略地，最后赢者通吃。从电商、团购、外卖、短视频、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等等无不如此。2020年，在疫情打击下，中国意外浮现出一条新赛道–社区团购。消费者在疫情中习惯通过这种方式购买生鲜食品和日用品，疫情后习惯依然延续。今年下半年，大量互联网巨头扑向这个赛道，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都砸下重金在这条赛道上开疆拓土。除了用高薪快速聚集人才，巨头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他们熟悉的手段–补贴。比如，滴滴出行CEO程维对旗下社区电商业务表示，“投入不设上限，将全力拿下市场第一名”。中国媒体报道，平均一家巨头在每个省每月亏损3,000-4,000万元。大量蔬菜生鲜和日用品，在补贴之下出现0.9元一斤，甚至0.1元一斤的秒杀价。通过“烧钱”来跑马圈地，在中国的互联网商战中反复上演，远的有滴滴和快的，摩拜和ofo，近的有拼多多的百亿补贴计划。
但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受伤不轻，尤其是菜贩、社区小店等微型经济，社区团购的补贴大战，恰恰伤害了这些弱势群体。因此舆论批评声四起。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巨头都在弄社区买菜，却没有把钱投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老是在流量和“最后一公里应用”上做文章，其实就是用自己对流量、对生态的垄断，依靠补贴获取市场地位，最后通过提价来赚钱。中国官媒也加入声讨之列。《人民日报》发文称“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反思互联网经济
早期的阿里巴巴无疑是创新者，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最大的“B2C”和“B2B”电商平台，以及中国最早的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再到阿里云，接连推出颠覆式创新。但不断有批评声认为，阿里巴巴从创新者逐步变成垄断者。邓肯·克拉克不愿用“垄断者”的说法，而委婉地用“市场主导者”。他是畅销书《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的作者。作为阿里巴巴的长期观察者，他认为，“从创新者到市场主导者的转变，先是企业家们感受到的，大概从10多年前开始，初创企业不得不苦于接受阿里投资还是腾讯投资的问题，从短视频、电子商务到出行和外卖，都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看到两个帝国的浮现。”
一条条互联网赛道上，领先者背后往往能看到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身影。通过高强度投资，两家公司逐步构建起各自的商业疆域，中国排名前30的App中，超过20个都来自两家巨头。据估算，阿里系和腾讯系的企业市值都达到10万亿的超大规模。这使中国的创业者面临一个难题–要么接受阿里或腾讯的投资被收编，要么等待阿里和腾讯携巨资入场与自己竞争。最近的例子就是社区团购，早在该领域立足的兴盛优选，旗下员工被巨头们数倍于己的工资挖走，在巨头们补贴之后，自己的价格不再有竞争力。“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更是创新发展的天敌，而监管不是，”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称，世界各国的监管经验都表明，对垄断资本的监管从来都是从严为佳，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任由垄断资本特别是数字寡头凌驾于法律和监管之上。
当互联网经济触及金融–监管似乎变得更为急迫。邓肯·克拉克提到，蚂蚁集团相比其他互联网公司不一样，实际上它更像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甚至是金融公司。而在金融领域必须对消费贷等业务进行监管，因为触及货币体系和更广泛的金融稳定问题，科技公司的“规模经济”优势和监管层要求的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以及要有足够资本支撑贷款等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接下来不管在中国还是海外，发展高科技的时候防止垄断，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不能盈利企业自己拿走了，社会成本让大家一起承担，”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爽称认为，未来肯定是要加强监管，特别是金融科技方面，预计都需要牌照，如果归类为金融机构，就要面临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要求，相应的监管都会跟上。同时，反垄断的政策也会跟上。(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