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创业家Julie Fredrickson清楚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名“准备者”的，一个为最糟糕情况做好准备的人。那是2012年10月底，Hurricane Sandy刚刚吹袭纽约。“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片闪光，很亮的绿色诡异光芒，然后整个曼哈顿下城就陷入一片漆黑。”她在纽约高楼公寓的家里黑暗中摸索，感觉与外界完全隔绝，心里非常害怕。“我突然了解到我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没有收音机能听紧急广播，我再也不想经历那种感觉。”
今天的Julie Fredrickson准备的充分多了！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后，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从纽约市撤回到家乡科罗拉多州。她随时准备有一个装着应急物资的“逃生包”，她和丈夫甚至还在考虑要不要自己盖一个地下碉堡或避难所。但是作为一个30多岁的女性，Julie Fredrickson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准备者。准备者随时有逃生的路线，医疗物资，足够几个星期的粮食，甚至还有一个能够抵挡化学攻击，应急物资和存粮充足的地下碉堡。Julie Fredrickson喜欢住在城市里，享受城市的便利，餐厅和戏院，这与孤独的生存主义者恰恰相反。一般人想到生存主义者，都以为他们活在社会的边缘，对任何政府或其他人的介入保持怀疑心态。
在北美地区组织准备者线上社群的John Ramey表示，过去5至10年间生存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已经改变了。“准备者社群不再是那些老派的阴谋论者或是社会边缘人那种类型，现在的准备者大多数都是认真理性的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主流。”正确来说，准备者社群出现多元化，John Ramey表示他组织的网络社群年龄最多的是25至35岁的人，其次是35至45岁的人，男女各占一半，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而非乡下。John Ramey说，促使生存主义多元化和迈向主流的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天然灾害，以及人们对美国基础设施和国家机构能否应付灾难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
这次的Covid-19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医疗机构都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John Ramey表示，各国政府、私人机构和商业公司都没有准备足够的存货，因此突发事故一来就措手不及。他说，Covid-19病毒疫情和自然灾害有所不同，凸显出人类社会的脆弱。“作为准备者，我们移除系统内的松散环节，不论是能源网或水的供应，对系统内不足的资源我们自己掌握控制权。”他估计现在光是在美国就可能有500万至1,500万人奉行生存主义哲学。《碉堡：为末日而建》（Bunker: Building for End Time)作者，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社会地理学者Bradley Garrett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靠，他估计全世界2,000万名准备者。
Bradley Garrett说，“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对自给自足有种无法满足的欲望。不论是什么文化或什么政治立场，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表示，奉行生存主义哲学的人注重学习生存技巧，例如净化水的技术，基本的医疗照顾，还有如何不需要公共电网为自己的家里供电等。顺应这个趋势，生存主义也成为一股庞大的商机，Bradley Garrett去过一些全球最大型的自给自足社区，包括一个以前是自给自足的军事营地。他说，“我在那边见过最豪华的碉堡，他们告诉我说你能够在地下碉堡里面生活5年，完全不需要外界联系和供应。”
但是Julie Fredrickson对这样的“高端准备者”有点厌恶，她说这已经失去了生存主义的真谛，变成了有钱阶级的游戏。她把这种质变怪罪到硅谷的科技精英身上，他们有能力负担豪华的地下碉堡，随时有加满燃料的直升机准备逃生，“他们有钱，而且还有过度活跃的想象力。我们都读过许多科幻故事，科技业的人总是提前思考未来会发生的事。”但Julie Fredrickson奉行的生存主义原则还包括帮助他人。她认为，做好充分准备，自己种植食物，熟练基本生存技能，其实并不需要花很多钱。John Ramey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大部分的准备者都是属于这类的，而非高端的族群。在自己家里准备好两个星期的存粮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大部分人第一选择就是在家里避难。John Ramey说，照顾个人的核心生存所需应该是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纳税人的钱应该被用到的地方。“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是许多专家谈论好多年的问题，应该不算是突发事件，但结果却显示各国政府对此的准备非常不足。”(网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