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闻然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八零年代中期就来到了加拿大，曾执教于阿尔伯达大学，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称自己“首先是个加拿大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而在中国成长的背景，令他对加中关系的分析有另外一个角度。
姜闻然教授认为，加中关系目前紧张的短期原因是，加拿大遵守了与美国的引渡协议，逮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由此，繁衍到加中关系的其他方面，影响了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使得负面看法飙升。而他认为，加中关系交恶的中长期的原因是中国崛起。中国成为了超级大国，并且不久的将来会在总体国力上，超过美国–而中国在体制上，在民主人权等西方关心问题上，与西方分歧很大，西方如何应对的问题就出现了。
姜闻然自我介绍说，和土生土长、研究中国问题的加拿大人不同，自己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北大读书。八零年代之初，又是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他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他也反问，加拿大在七零年承认了中国。1973年，老特鲁多访问中国，随后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究竟当时，中国向西方承诺了什么？还是西方对中国有不切实的期待。姜闻然教授认为，中方当年承诺的和西方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他说，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在体制改变方面做过承诺，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走到今天这个体制的。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官都认为，经济的自由和发展会带来体制的改革。他们也相信，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无法走得太远。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在一党制的体制下，经济和创新都有进步。这是出人意料的。而他的看法是，加拿大应该回到七零年代承认中国时的初衷，就是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期待，由中国以自己的节奏、从内部来做出改变。不然，西方的压力会令中国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飙升，加中关系会更加悲观。(文/梁彦，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