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危机蔓延，感染率起伏不定，限制措施反反复复；但是人们总感觉有一个想法是可靠的：通过分析哪些国家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就能从中学习。毕竟，历史学家肯定会困惑，经济结构广泛趋同的西欧国家，为什么在抗疫效果上却会如此天差地别——至少到目前为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将不同国家进行比较——这是衡量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做得如何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是将最简单的数据进行比较，也可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报告死亡时间和原因的方式、多种疾病合并致死的案例在死亡证明上如何体现，以及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之后多久死去才会被认为是与新冠有关的死亡，这些在各国都有可能有所不同。在任一时刻，它们全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抗疫表现的评估。
就目前这一刻，各国表现之间的差异似乎是令人震惊的。德国的新冠死亡率保持在每10万人当中有11.5例死亡的水平，而邻国比利时却是每10万人有87人，高出七倍多。法国则在两者之间，每10万人有约48人死，而英国每10万人当中有63.3人死。上述每一个都是发达国家，有强有力的医疗体系，并且都采取了大致相似的方式来抗疫——封锁、保持社交距离、鼓励更注重双手清洁，同时加上部分城市的宵禁令等。
但是，你越仔细地看数据，就越难解释各国之间的差别。例如，伦巴第大区和威内托大区是意大利北部两个邻近的大区，但是两地的差异却是令人侧目的——伦巴每的死亡率是每10万里有167人，威内托则是43人。可能仅仅是因为解释这些数字有困难，德国在评断自己是否做得比其他国家好时，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谨慎。其中一个已被承认的因素是时机——你行动的速度可能与你采取什么行动同样重要。
德国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藤(Christian Drosten)在本月柏林的世界卫生高峰会之前就这样评论：“已经有不少说法指德国很成功，但是成功来自什么仍然未十分清楚。我们采取的是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行动，我们没有什么做得特别好，我们只是做得早一点。”德国确实有广泛的检测系统，公共卫生追踪人员网络也很发达，还有着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多的重症监护设施。
不过，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世界当中少有的科学家出身的领导人，能够自己对数据作出解释。例如，在与德国地方政府领导人会面之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在回答某一个问题时是这样开场的：“我只是进行了一次模型计算。”然后，她进一步向在场人士解释在全球大流行疫情指数性增长的数学原理，最后下结论，德国将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她很审慎地形容状况是“紧急”而不是危险。
克里斯蒂安·德罗斯藤说，一个国家的公众在感觉消息流通良好的时候，就更有可能配合政府的指引或者请求。就像他说的：“我读到了支持率是85-90%，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每个人在自己的圈子里都认识一些不接受措施的人，但是和他们好好谈是有可能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想这是我们在德国拥有的一个巨大优势。”德罗斯藤教授所说的重点是科学如何与社会相结合——换句话说，重点不在于工具箱里的工具本身是什么，而是当政府将这些工具拿出来的时候，整个国家是怎么反应的。
我们向比利时政府的顾问伊夫·凡·莱瑟姆教授(Professor Yves Van Laethem)提出这一点时，他说他的政府有可能是传达的讯息改变得太快和太频繁，于是令公众迷惑了。他说，现在随着冬天临近，人们需要一些可持续和稳定的措施，但是比利时人对于规矩继续改变的包容度是有限的——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比利时的问题是类似的，”他说，“政府提出一些方案，它立刻就受到挑战……3月和4月，人们都很害怕，就配合了，不会那么反对各种规定。但是现在，人们看见病例在增加，而死亡率仍然较低，他们就想，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
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秋天第二波疫情的威胁增加时，比利时却是少数几个放宽限制的国家之一。从7月底开始，比利时是强制在公众场所，不论室内室外，任何时候都要戴口罩——即使是你一个人在半夜穿过无人的公园也一样。从10月1日起，这条规则被放宽了。在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口罩仍是强制佩戴的，但是在室外就仅限在公共区域人多的时候。相比之下，邻国荷兰在多月不推行戴口罩之后，开始收紧规定了，强烈建议民众在商店里和巴士上戴口罩。背后的结论是一样的——戴口罩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措施的方向却非常不一样。
瑞典的首席病毒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就遇到了一致性和持续性的问题。他建议酒吧和餐厅继续开放并且不要求戴口罩，在病毒大流行的第一阶段受到了质疑，但是在第二波到来时却越来越被证明是明智的。当然，说瑞典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来应对危机是一种误解。该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慢病毒扩散，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和鼓励额外关注双手清洁。特格内尔说，“给民众很多的影响力”是重要的。瑞典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淡定的社群主义，这可能令病毒学家的工具稍为简单一些——而且它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措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政府采取的措施，还在于这些措施宣布时得到的反应。
如果德国和瑞典的民众是能够被大体信任会接受来自政府的指引和请求的，那些对政府抱有更多怀疑态度的社会又怎样呢？在状况最差的地区，敌对党派、工会、民粹主义报刊和愤怒的地方当局往往采取与中央对立或者不配合的做法。比如在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亚·韦朗(Olivier Veran)就在没有咨询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宣布对人口众多的南部沿岸马赛一带采取新的规定。该次小型封锁令包括关闭餐厅和酒吧。该大区主席雷诺·穆塞利(Renaud Muselier)是一名医生，他形容这个决定是“不合时宜，单方面和粗暴的”，警告将会引致“反抗和颠覆”的情绪。这当然不是一次关于传染病学的学术讨论。马赛会将自己看作是与遥远的巴黎对抗的角色，要激起一种对中央政权的反感从来不难。但是，看看地方对遥远的中央政府的敌对反应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将是非常有趣的。
在全球大流行的这个时间点，要进行各国之间的比较，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哪怕是社交距离如此基本的措施，比较起来也很复杂。例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就各有不一样的社交距离标准——分别是1米、1.5米和2米。但是，要确定哪种是正确的，以及如何衡量风险和便利之间的平衡，则可能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研究。作这种比较所遇到的问题令我震惊，是我在比利时与该国一名高层政治人物去议会度过一天的时候。当时凑巧，英国的科学家和政客一直在赞扬比利时对第二波疫情的一些应对措施。他很吃惊。“说实话，”他说，“你每天晚上看电视，都能看到在斯德哥尔摩、伦敦或者巴黎的一个专家说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话。当然他们都是专家，但是现在要比较是太早了。或许明年会有可能，或许我们要等到再之后那年，但不是现在。”这就令我们只剩下一个能够确切得出的结论了。这场危机在卫生领域的结果最终不仅取决我们的政府叫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它同样甚至是更加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去解读我们所收到的信息。(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