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BBC中文，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BBC中文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上海民间纪念张爱玲
根据台媒“中央社”报道，在张爱玲的故乡上海，最近也有许多民间纪念活动，但几乎没有一场是由官方举办。张爱玲的研究者，中国学者陈子善对台媒说“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超乎我想像”；陈子善又说，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出版她被视为反共小说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的前夫，“汉奸”胡兰成，后者比前者更为关键。
事实上，张爱玲反共与否，一直也是各界关注焦点，特别是她过世后，在中国大陆的大受欢迎。台湾文化评论者颜择雅分析，张爱玲1952年决定从上海搬到香港，接连写出许多重点作品，譬如《秧歌》、《浮花浪蕊》等，文章都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个人的自由“无法适应”集体主义。譬如，在《浮花浪蕊》中，女主角思索着为何要离开新中国，心中想的：“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觉。共产党刚来的时候，小市民不知厉害，两三年下来，有点数了。这是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之后，给在脑后掐住了脖子，一种蠢动蠕动，乘还可以这样，就这样。“不过，也有学者高全之认为，从小说来看，张爱玲虽反对激烈的土地改革，但仍赞同对于财富平均分配的政策。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