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脱贫成就“举世瞩目”，“书写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但是，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仍然严峻，国际学者研究对此表达不同观点。2020年是中国官方制定的脱贫目标年。近期，海外媒体盛传曾受到中国官方推崇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新书中因为批评中国的贫富差距严重，而导致其中译版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
皮凯蒂2014年首次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创下销量纪录并引发了全球热议，该书用详细的数据对欧美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被誉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21世纪资本论》不仅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还获得了中国领导人的好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一次学习会议上援引皮凯蒂2014年首次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说：“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2020年，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资本与意识形态》，书中加入了对中国、南非、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贫富差异的看法与分析，就如何减少社会不平等，遏制财富过度集中提出了建议。在对话中国媒体时，皮凯蒂表示，美国失去了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就是因为美国不再是教育领袖，而且走上了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道路，希望中国不要走这条路。他强调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强烈不平等的情况下，拥有非常高的生产力和福利。财富过度集中反而会降低发展潜力，中国不要走加剧不平等的道路。皮凯蒂提出的政策建议似乎主要可以归纳为对穷人降税，对富人增税。但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并不是简单以财政政策来实施的扶贫战略，与皮凯蒂主张的欧洲式扶贫并不完全相同。
贫困定义的改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开始于当时赤贫的农村地区，通过放弃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亿万农民依靠辛勤劳动和多劳多得的国家政策支持，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在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以数亿人摆脱贫困自豪，这个事实也一再受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地主流经济学家的肯定。今天的中国，已经难以看到40年前中国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可见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赤贫状态。当时贫穷情况之严重，不仅皮凯蒂难以想像，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富足的年轻人或许也不一定了解。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真正崛起后，中国高层领导人也一直没有放松扶贫的政策力度，持续在不断提高扶贫标准，希望彻底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政府的扶贫定义和标准也在不断提高，从2010 年之前解决吃、穿、住基本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扶贫，提高为2010年之后的解决吃、穿、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扶贫目标的政策。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近年来已经大幅度减少。按官方数据，到2020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仅有数百万。但是，不仅皮凯蒂认为中国现在贫富差距严重，中国人自己也认识到相对贫困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挑战。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抗击新冠产疫情恢复经济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仍有6亿人口平均月收入不过一千元人民币。
基尼系数
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用30到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近200年才走完的路，固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一方面社会积累巨额财富，另一方面社会公平问题又极为突出。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加之部分政策失误使得贫富差距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如果基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便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官方的权威例行颁布，说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也有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质疑基尼系数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有国情。但因为缺乏其它能替代的权威指标，不少经济学家还是会用这个坐标来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有研究认为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在不断增大，2019年已经达到0.465的高位。
“月经贫困”争议与中国中产阶级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创造了与世界各地都不太一样的中产阶级。但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像西方中产阶级一样关注世界各地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上，在世界各地媒体关注赤贫女性因为卫生巾价格相对其收入太贵、影响生活的“月经贫困”问题后，中国也有女权主义者提出中国也有类似问题，并且立即有人提出应该为卫生巾降税。
这似乎与皮凯蒂降税扶贫理论一致。但也有中国网民指出，有关话题反应了中国大城市高消费的一些中产阶级希望借此降低较贵的进口大品牌卫生巾价格，是替国际卫生巾大厂商助威呐喊，最后消灭中国收入较低的相对贫穷人群使用的低价国产卫生巾制造商，因为在资本的驱动下，他们并不关心中国穷人的生活，而是更关心市场和占有。
缺乏监管的官僚腐败
中国的扶贫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扶贫领域，也遇到了权力缺乏监管带来的严重腐败问题。脱贫致富和反贪腐也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层近年来的政策。相对来说，中国人在贫富差距上争议不多的，是反对作为中国中产阶层一部分的低级官僚腐败的态度。中国古语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句话倒是反映了中国一些贫困地区官僚腐败情况。越是贫困的地区，当地官员权力似乎越是没有监管，让他们成为“土皇帝”。
中国官方近年来查处了不少有关案件，曝光了一些贫困地区官员骗取套取财政扶贫资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占用国家扶贫补贴、虚报扶贫项目套取补贴资金等系列问题， 贫困地区反而是“贪腐重灾区”，反映出地方财务审计制度监管失控的黑洞。河北、广西、福建、江西等中国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一些贪官竟然能在数年内迅速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
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独山县曾经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山区，地广人稀，现在常驻人口也不过约35万人，但2010年调任到此的县委书记潘志立开始胡乱借债，以政府信誉为担保、成立多个融资平台、高息吸引投资人，建设规模超过中国大多数人口数百万城市的高尔夫球场、大学城、巨型体育馆和规模巨大的旅游设施等等。当地财政监管彻底失控。在2019年他被免职时，潘志立让这个财政收入每年不过10亿元人民币的小县城背上400多亿元人民币债务，而且绝大多数债务利息超过10%，近似高利贷。他花费巨款在当地建造的大型建筑如今如同“鬼城”，很少有人问津。
潘志立不会傻到在一个人少无名的贫困县乱搞所谓形象工程，而是他抓住了体制的漏洞：只要因为官方抓不到他具体个人贪腐和利益输送的实证，仅以“造形象工程”为名，加上上级官员相护，或许就能逃避对其贪腐严重性相应的惩处。2020年3月3日，独山县在中国官方名册上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了名义上的脱贫。这估计是皮凯蒂想象不到的迅速脱贫的捷径。(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