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大卫.弗洛姆(David Frum)今年夏天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出生在多伦多的他拥有加美双国籍，并且在安省千岛湖有一栋乡间别墅。他在七月初开车进入加拿大，两个月后又原路返回美国的家。他在和加美边境检查人员打交道时观察到两国抗疫政策的不同，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在文中说，他进入加拿大和返回美国都是从安大略湖西边的同一个边境检查站过境，都开了一辆租来的车。但是两次过境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弗洛姆在7月4日进入加拿大一侧的检查站时只见到了一个检查员。她戴着质量很好的口罩。在确认身份时，她请弗洛姆摘下口罩露一下脸部，然后立刻让他戴回口罩，又问了几个问题，关于入境权利，车内物品和在加拿大的隔离措施。作为加拿大公民，弗洛姆可以入境，但入境后也必须度过十四天隔离期。这是检查员问得最详细的部分：准备在哪里隔离？是否与人同住？隔离期间如何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她还记下了弗洛姆的电邮和电话号码。大约十五分钟后，弗洛姆被放行。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每天都会收到短信或留言电话，确认他在按规定乖乖隔离。还有一次是工作人员亲自打来电话。虽然不知道除此以外是否还会有其他随访调查，但是他说，这些接触提醒他作了一个承诺，而有人在关注他是否遵守承诺。
转眼两个月的假期结束，弗洛姆又开车上路了。他从同一个检查站跨过了加美国境。美国一侧的检查比加拿大这边复杂，工作人员也多。离关卡岗亭还有几百米，就三个检查员过来检查护照，询问居住地。三人谁也没有戴口罩。美国检查站比加拿大这边宽敞得多，也更加繁忙。许多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在等待。弗洛姆挑了一个入口排队。在过关卡时，检查员不仅自己没有戴口罩，还要求弗洛姆在和他说话的整个过程里也要摘下口罩。他问的问题和加拿大这边差不多，但是重点却不一样。他主要问的是车里的东西：有没有现金？武器？或是大麻？没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新冠病毒和隔离的。
接下来是车辆电子扫描。弗洛姆被引到第二个关卡，两名检查员告诉他怎样开车通过扫描机。最后另一个检查员过来请他下车，检查驾驶室。整个过程花了五十分钟。弗洛姆数了一下，他前后总共见到八个检查员，没有一个戴口罩。他说，他们都很专业，也很有礼貌。在第二道关卡，一个检查员还因为机器出了点小毛病耽误了几分钟而向他道歉。但是，“我这么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跨过边界，他们却毫不在意，也没有人采取戴口罩这样的基本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互相保护。”
弗洛姆说，这次过境是加美之间状况转换的“恰当的引言”。在加拿大一侧，几乎每个人都很当心病毒，感染病毒的人很少。在美国则正好反过来。他评论说，很明显，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成功控制疫情就开始要求成功控制疫情的“奖励”：学校复课，酒吧和餐馆恢复营业，体育赛事重新开始。
9月3日是他回到华盛顿特区家里的第一天。他做了一个比较：这一天，华盛顿特区的70万5千人口中有58个新增病例，他刚刚离开的、1,457万人口的安大略省有132个。而华盛顿特区的疫情还比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控制得好。这篇文章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过弗洛姆属于保守派人士, 曾在2001-2002年担任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加入一个安大略省新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但是在同一个时期，他利用坐车的时间读了《古拉格群岛》。他后来回忆说，他对左翼政治理念的所有兴趣都在读完这本书后烟消云散。(文/吴薇，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