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突然成为一个热词，再联系到中国目前面临着几乎坠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外界有声音认为这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闭关锁国”之举。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应对外部压力不假，但“闭关锁国”解读片面，这一轮调整是从外循环为主转型为内循环为主，而非舍弃外循环。虽然如此，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庞大产能由外转内，形成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依然面临着多重障碍。
“自力更生”
“内循环”在中国官方语境中的全称是“国内大循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是今年5月，彼时中国刚刚从疫情中缓过气，经济逐步开始复苏，但外部环境从政治到经济都开始全面恶化。5月23日，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出席政协的一次会议时称，“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习近平和副总理刘鹤分别在两次会议上重复了这一表述。
此时，舆论还未形成对“内循环”的讨论。直到7月的两个比较重磅的会议上都出现这一表述——两个会议分别是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和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者不仅是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还为10月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铺路。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即将结束的中国“十三五”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的主线则可能就是“建设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关于内循环的不同声音甚嚣尘上。路透社援引一位前中国政府官员点评说，“确认以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中国财政学者贾康则撰文认为，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要自力更生，是“极端化认识”，“带有明显偏差的理解”，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
贾康认为需要消除该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
地缘政治冰点
不可否认的是，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大背景是中国几乎跌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在科技领域，美国不仅采取极致手段打压华为，强迫Tik Tok退出美国，在高科技制裁的实体名单也已超过300家，其中还包括多家中国高校。在美国高校中，与中国有合作的科学家和一些留学生也受到驱逐或签证限制。外交上，中美互相关闭领事馆，互相驱逐记者，甚至有报道称美国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赴美。中国周边，与印度边境再起冲突，在印度掀起抵制中国产品的热潮；美国宣布中国在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权“非法”，澳大利亚紧随其后。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称中国正面临“百变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上半年的贸易数据来看，政治领域和科技领域日渐尖锐的对抗，还未转移到外贸领域，但无疑为仰赖外贸发展的前景投下阴影。
抵御外部冲击？
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对应的是之前数十年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两头在外”的模式虽然意味着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但在中国发展初期带来巨大红利：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但是在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陷入冰点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显露无疑，中国可能同时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消费市场依赖国外，主要贸易伙伴都在国外，如果出现疫情或制裁，出口订单会被大面积取消；另一方面，供应链上一些关键技术、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依赖国外，外部动荡可能出现短缺，使生产停摆。
一百年前的美国经济或许是中国的前车之鉴。程实认为，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美国在1913年前后从“外循环”经济过渡到“双循环”共同促进，其后经历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事实上，面对以前的外部冲击，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内循环”过渡。2008年后，中国仰赖多年的外贸订单出现断崖式下跌，政府不仅推出四万亿计划，刺激“铁公基”（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还推出家电下乡补贴，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这前后，外贸依存度也经历先提升再回落的过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世界工厂如何转向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科技内循环和消费内循环，将是这轮转向的重点。路透社援引中国政策内幕人士和政府顾问称，这一政策尚未给出具体细节，但标志着中国的战略重心将转向本地需求和技术发展，不过国内供应链的建立将部分借助外国投资。“随着形势变得严峻，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内循环’的概念，不过完全（依赖）‘内循环’是不太可能的。”上述政策内幕人士称。
国泰君安发布报告认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其重要性不亚于供给侧改革，具体落地主要依托于消费内循环、科技内循环两大抓手进行构建。”在这两个方向上实现内循环为主，既是中国的被动选择，长期来看，也是一种必然选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低成本劳动力，中国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当时中国工资水平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强大的工业产能主要对外。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社保不断上涨，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被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超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制衣，已经大规模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其次，中国在科技创新上有后发优势，沿着发达国家已探明的技术路径进行研发，成本和难度都大大降低；通过市场换技术，甚至直接模仿，使中国科技快速赶上，也使欧美等国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知识产权盗窃。然而，在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更新的创新领域，中国也站在前沿，而且他国的科技封锁更严格，使中国的科技后发优势也消耗殆尽。
障碍
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把航向从对外转向对内，并不容易。单从消费内循环而言，关键不在于产能，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来容纳。国泰君安的报告称，重要抓手之一，在于持续扩大内需，降低居民储蓄率，用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消化内部投资产生的产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畅通、自我循环的经济体。
仅从纸面数字而言，居民内部消费需求似乎颇具潜力潜力——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统一大市场，被一道“城乡二元结构”鸿沟一分为二。路透社援引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分析，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这两部分人口分别集中在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国形成了M型消费结构，低端和相对高端的消费比较多；更健康的消费市场则是橄榄形的，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消费市场的主体。
王建认为，高收入阶层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费增长潜力并不大；而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提不上来，消费需求未能释放。而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城市化，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未来15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但多位分析人士观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非常复杂，促进政策可能伴随负面效应。比如说，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长期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的状况，要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就需要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抑制房价；但前者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商品价格上扬，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后者本身就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行业，抑制房价会伤害关联产业。(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