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环保议题和大流行病等，将需要一种新的领导风格 —— 不再是传统的、指挥型、控制型的风格，而更需要新的领袖特质，有弹性有柔性，代表勇气、灵活性，能够倾听，注重合作，带着关切之心，以及承认集体贡献的重要性。
加拿大这次对抗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中，女性公共卫生官员占了很大比例，比如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员(Theresa Tam)，比如BC省的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Bonnie Henry)，而在其他省市，如多伦多，渥太华，纽芬兰，安大略等都是女性卫生官员领头，她们也得到公众的信任和尊敬。再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领导人，比如丹麦、芬兰、德国、新西兰、台湾，都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中，表现可圈可点。对于女性领导人在整体抗击新冠病毒爆发上的表现，施雅芳的评价是，她们表现突出，体现了二十一世纪领袖特质。她例举了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例子。她在与国民沟通方面，信息清晰，有说服力。再比如挪威总理索尔·贝格，在沟通技巧上，非常有共情力。
有学者在描述女性卫生官员时表示，她们展现了弹性和柔性，给出的信息是非常实用的，就是很接地气。这些女性卫生官都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又表现得非常仁慈，能够从爱、从互助的角度出发来沟通。她们能与国民建立一种信任感，她们的态度又很谦逊–这些沟通的方式和传统上的男性沟通方式截然不同。与这些世界上成功的女性官员相比，反差最鲜明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不愿意倾听医学专家的建议，缺乏共情力，同情心，似乎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连任。
有研究者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环保议题和大流行病等，将需要一种新的领导风格–不再是传统的、指挥型、控制型的风格，而更需要新的领袖特质，有弹性有柔性，代表勇气、灵活性，能够倾听，注重合作，带着关切之心，以及承认集体贡献的重要性。在加拿大，总共有十个省三个特区，外加联邦的公共卫生官员。在这14个卫生首席官员中，有七位是女性–所以，加拿大人也看到了女性领导人在这次疫情中的整体表现，比如她们都很镇静，都非常专业，表现出关切、同情之心，非常人性化。
加拿大民众对她们也是非常尊重与信任的。比如，有一家公司把谭咏诗、邦尼·亨利医生等四位首席医官的头像印在了T恤上，很受欢迎。再比如，医学界非常赞赏亨利医生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她其实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在2003年萨斯爆发以及H1N1爆发的时候，她是多伦多的首席医官–此次面对新冠病毒，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按照我们得到的数据，加拿大医疗行业女性领导人，比例还是不能反映女性在这个行业的比例。施雅芳介绍说，在加拿大，女性在卫生医疗行业的总数比例是80%。但是，医疗卫生行业的领导层却大部分是男性，尤其大型的医疗培训机构，研究医院等更是如此。再比如，在2018年到2019年，医学院新生中55%是女性；但是，加拿大仅出现过七位女性医学院院长。对于女性在医疗行业升任领导层比例低的问题，施雅芳的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尽管已经是2020年了，女性依然面多人们的刻板印象，对女性有不同的期待；第二，由于传统刻板印象、偏见、以及性别歧视，会认为男性才是更好的领导者；第三，传统因素，比如女性在家庭中要承担比男性多得多的家务；第四，女性在医疗卫生行业的职场也会受到性骚扰等不公待遇；此外，女性要成为领导人，缺乏导师指引。
她更强调，性别与种族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少数族裔的女性要进入医疗卫生行业的领导层就要面对更大的困难。施雅芳举例说，就在不久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Derek Sloan公开质疑联邦公共卫生官员谭咏诗的忠诚度，质疑她究竟是为加拿大工作还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你当然可以质疑她的工作，但是对她的忠诚度的怀疑，则完全是因为族裔背景。这很明显反映出，少数族裔女性成为领导人，面临更多的障碍。
加拿大的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对女性升任领导层都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施雅芳介绍说，比如在渥太华大学，有一项研究计划，包括了建立一个社区同盟。同盟中包括了已经担任医疗机构领导层的女性，支持女性升任领导层的男性同盟，以及有潜力成为领导层的女性医疗工作者。另一个方面，通过支持这些女性医疗工作者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促进女性有更多机会。如果领导层的背景更多元，有更多女性的话，也就会有更多少数族裔背景的女性进入领导层，就可以更好服务于多元的加拿大社区。(文/梁彦，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