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敏敬启：许长坤先生是柬埔寨华侨。二十四岁即奉派到日本，商谈让日方开发柬埔寨一座山的林木。日方致电报他的雇主，要求派一较年长的人。他的雇主回复说：“此人可以！”1975年四月，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将所有居民强行驱逐到集体农场。许先生毕生的辛劳，化为乌有。 1984年，他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曾向英文The Thornhill Liberal口述他的难民经历，由王勇编译成中文，刊于《安省越棉寮华人协会》第三十四周年会庆特辑。现为响应6月20日“世界难民日”，谨将该文重新刊登，并为之序。–2020年6月
许长坤先生在Thornhill的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看起来他现在过着宁静、安居的生活，但是家门入口上方挂着的一块小小的’照妖镜’，却似乎提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存在鬼魅妖魔。事实上，许先生一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东埔寨最恶劣的种族屠杀的幸存者，许先生和他的家人侥幸逃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发动的种族屠杀，那场屠杀造成了至少170万人口的死亡(占全国人口的21%)。
许长坤先生讲述，他女儿Lia (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帮助翻译。他说，“军队开过来，你不得不离开家。他们告诉我们，美国飞机会来轰炸。但是，一旦离开了家，就很难再回去了” 。梦魇始于1975年，许长坤先生和他的家人跟全国超过200万东埔寨人一起被赶出了首都金边，到了乡下农村的集中营，噩梦般的生活一呆就是四年。一夜之间，货币也被高棉政权取消。 “士兵都用纸币来点烟”。红色高棉共产党认为城市滋生了资本主义，农民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许先生对红色高棉的恶行至今难以释怀，“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说起电影The Killing Fields所表现的场景、许先生说：这部电影没有反映我们所受苦难的真实情况”。在集中营，他必须从清晨到傍晚干农活，一天却只有两小杯米维生。如果没有他从外面偷偷弄来的食物和药品，一家八口恐怕也凶多吉少。许先生能感受到周围死亡的气息，如果“在晚上有军队闯入，告诉你准备搬家的话，那就意味着要被处死”，整家整家就这样消失。一年之中，该集中营的人口就减少到了约2,000人。每晚临睡前，许先生就会担心军队会不会这样闯入他的家门。到1979年这场灾难结束时，许先生的母亲，姐妹和许多家人都死于波尔布特实施的扭曲的世界观和政策之下。
1984年许先生历尽艰辛来到了加拿大，开始了新生活。对于这场灾难，许先生选择了不再过分多想它的态度。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无法改变。生气和悲痛都无济于事。我只能选择向前看，不然就会毁掉新的生活。”但是许先生的另一位女儿Winnie告诉我们，在许先生勇敢、坚毅的面容背后，过去的种种苦痛仍然萦绕在心没能轻易散去–要忘掉并不那么容易。她常常会听到父亲和母亲谈到那几年所受过的苦难。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影响依然存在。爸爸是个真正的男人，他努力把种种不愉快藏了起来。”
许长坤先生希望能够为还在遭受苦难的柬埔寨尽快恢复提供帮助。十多年的战争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数百万颗地雷，还时时威胁人民生命、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还十分薄弱。
接受采访前数月，许先生曾回到柬埔寨，对看到的种种情景还是很惊讶。“他们现在还十分贫穷。看了真的心疼。”许先生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埔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我希望朿埔寨能够恢复和发展，有一天能够重新拾回’亚洲的瑞士’的美称”。
在很多方面，许先生身上展露出多元文化的特点。他讲东埔寨语、中文、越南话，和一些法语。做菜也喜欢采用来自这些不同文化的不同做法。
许先生一直热心社区服务，目前在两家为乡亲在加拿大安居和融入提供服务的社团机构–安省越棉寮华人协会和安省潮州会馆任监事长，退休后反而更加忙碌。“我爱加拿大，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他说。“只要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加拿大会继续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不进行(东埔寨式的)权力争斗，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加拿大将永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编译：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