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迅速变化可能让人倍感孤独，但是疫情期间的隔离是否让我们找到线索去解决气候变化这个日积月累的重大难题？乔卡莫正在擀面做意大利小饺子，每个动作都娴熟标准无可挑剔，就好像有神明照看不敢有一丝一毫差错。屏幕上，他告诉我每天的情况，声音沙哑，脸部显得有些模糊。他远在意大利的乡下，全国因为新冠病毒已经隔离10天了，而我在印度的德里打电话给他。又过了两天，印度也全面隔离抗疫了。
都说海外的意大利人记挂家乡父老，但我却是个例外。从意大利搬到印度来住已经8年了，我很少打电话回去，一是我不觉得孤单，二是我不怀旧。花那么多时间在视频电话上跟儿时的好朋友讨论做面，讨论怎么发最好的面团不是我的做派。我跟自己说，打电话不是因为我感觉孤独。按照政府要求我和丈夫以及其他房客们都在自我隔离，每天我们玩棋、看电视剧、做饭。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会打视频电话，我知道如果不跟家乡老友们长聊会很失落。他们跟我一样都害怕面对这个崩塌的世界。这一场全球疫情危机让人更加看清楚了我一直以来都在独自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几个星期呆在家里才想出来，我早就在想。我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对未知的恐惧，与气候变化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所带给我的深刻而且总是存在的担忧遥相呼应。我们现在的环境正在无可挽回地改变，而伴随它的也是我们将传给子孙后代的历史进程、传奇和传统。比目前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宏大得多的系统性的崩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为人们所承认，即便它触及我们每天的生活。我的故乡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从前的夏天气候温和，但是现在几乎每年都会经历酷暑高温。故乡传统的红瓦不散热，公寓里既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而这两样东西是印度德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必备。对南欧国家来说，经常的酷热天气已经是新现象，每年都造成大量死亡。
我们如今的生活仿佛是处在全球疫情的阵痛中，然而在气候变化下的生活却并不是什么“新常态”。人类可以适应这种从未有过的未来，但是作为个人我发现很难描述自己的感受，因为用来描述的词语还都在形成创造过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无法言表让这个我生活的逐渐变暖的星球感觉像是一个极为孤独的地方。心理学家丽蕾·勒兹曼(Renee Lertzman)研究人类体验与气候和环境之间的关联。她告诉我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她说， “很多人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感觉都是极度孤独。经常我们觉得自己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这是很自然的倾向，我们都把自己的体验个人化，有时候还觉得这只跟自己有关。”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勒兹曼提到了她大学一年级时曾选修环境学， “基本上一个学期的内容都是坏消息，都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美丽的地球造成深重的伤害。”她感觉自己 “被扔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根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出去，但还必须继续每天的生活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她差点退学，但是接着就参加了在加州的一次野外学习。她说，令人惊讶的是她突然发现好受多了。正是那个时候她开始思考，更好地理解人们的情感可以成为关心气候变化采取切实行动的第一步。
对我而言，勒兹曼的故事就像一个寓言，说明在面对地球变化时可以克服那种让我们陷入瘫痪的孤独感。她告诉我说，有些话题目前还没有成为社会习俗，所以人们避免谈论自己的感受，害怕被人判断或者排斥。对很多人来说，气候变化是社会禁忌之一。她说，这也成为孤独感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提供机会让人们可以更加公开地讲出和承认他们的感觉。这非常重要。”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世人面前敞开心扉讲她对气候问题的悲伤和愤怒。每次想到她，我想的不是《时代》杂志封面上她的样子。我记得她安静地坐在人行道上，陪着她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牌子，宣布世界上第一个“气候罢课”。那时候的她该是多么孤独，她不被这种孤独感所阻挡的决心又是多么巨大地改变了世界。她传递的信息帮助全世界的人们面对耻辱感，这是分享气候问题悲伤时会带来的耻辱感。19岁的帕西·伊斯拉姆-帕森斯(Patsy Islam-Parsons)告诉我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着“气候问题紧急刻不容缓”的标志，似乎会“让人情绪非常激动”。
她和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的少年们一起在推特上举办了一场运动–独自并不孤单(Solo But Not Alone)。这场运动希望在那些意识仍然薄弱，街头示威仍然稀少的地方推动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帕西说，在她的家乡，她的活动绝大部份时候遭遇到的是怀疑和反驳。 “他们说我们都被洗脑了，科学都是假的，我们需要煤或其他的燃料不然就会生活在没有电的泥棚子里，有的还对我们出言不逊。”这个团体里的少年们说，他们在网上建立的友谊帮助彼此专注在所关心的问题上，也填补了现实生活中不甚友好的社区所造成的心灵空缺。
城镇过渡(Transition Towns)运动致力于通过社区行动减少人们的碳足迹。该运动的创始人罗伯·霍普金斯(Rob Hopkins)认为，在网络上找不到治疗系统性孤独的解药。他说，脸书上的小圈子，与真正的社区不同。生活在真正的社区里如果房顶被风刮跑了，会有人来帮你。他说， “我们已经相信能在网络社区上找到归属感，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体制仍然发挥作用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了。” 2013年，在英国的小镇托特尼斯(Totnes)，曾经开办过一个项目，希望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在一年时间里曾有450户人家参加。霍普金斯说，这个项目的想法是，让邻居们一起观察食品、能源和水等等问题。等到收集各家各户的反馈时，没有任何人提到他们的排放是多少，也没有人提到他们每年节省了600英镑。每个人说的是社区里人们的联系，他们知道有困难可以找谁。7年过去了，参加这个项目的有些人仍然定期见面。
我与老友乔卡莫的电话有一丝淡淡的怀旧。突然之间，电话好像替代了我和他在阳光下的散步，替代了我们在现实中一起准备晚餐。这一次，我们都暂停了讲话，思考这个世界在疫情过后会变成什么模样？什么会一去不复返？该怎样做才能让明天更美好？或许从本次短暂的疫情隔离中安然渡过，能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前方已经显现的系统性崩塌，以及如何应对每一次危机灌输进来的孤独感。或许我对没完没了打视频电话的热衷心态某些将会存留下来，帮助我应对其他那些令我们更加团结的生存威胁。无论你出生在何处，无论你的家庭多么富有，这次的病毒都将多多少少改变你的生活。气候变化也会，而且比你预期的要快。不过，或许要感谢这次疫情，我们都从中学会了聆听内心孤独感所道出的一切，而且与那些也在奋力抗争的人一起分享其中的道理。(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