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感染者上至政要名流，下至平头百姓。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并不为过，但是，瘟疫待人并不公平。居家令下，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后花园晒太阳，逍遥自在；有人只能憋在狭小的公寓中透过玻璃数星星；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连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也无望遵从；研究发现，丢工作的更多是年轻人和女性，疫情前他们的工资已经很低；病毒对少数族裔的伤害更严重；对于靠计时薪酬维生的人来说，封锁意味着可能无米下炊……
危机或许会让穷人更穷，现实令人悲哀、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危机或许也会成为变革的契机。这也不是史上第一次。在巴西，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社保体制；在泰国，19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衰退后开始提供覆盖广泛的医疗保险；再往前历数，在美国，“大萧条”是社会安全体制的前奏；在英国，二战废墟中诞生出全民医保体系NHS。危机可以让一个社会成就从前无法想象的大事。新冠疫情会不会也让我们做出一些能够让未来世界更公平的选择和牺牲？几个星期前，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美国西雅图一家小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BBC发表过一篇人物特写：美国”最好”老板？放弃百万工资给雇员加薪。整整5年前，美国信用卡支付公司“重力支付”的老板普莱斯(Dan Price)给自己减薪百万美元，保证员工最低年收入70,000美元。举措相当成功，公司雇员总数翻了一番，员工更幸福、更努力。他们可以买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公司利润一路飙升。然后，世界瘫痪了。3月和普莱斯打视频，他看上去非常憔悴，压力太大。“我从来不犯头痛脑热什么的，现在头痛已经5个星期了。”
“重力支付”位于西雅图，美国最先受疫情冲击的城市之一。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助中小型企业处理付款业务，按比例收取代理费。他们的许多客户都是酒吧、商店、咖啡馆、餐馆，受居家令冲击最为严重。普莱斯说，公司进帐从每月40亿美元瞬间降到20亿。“重力支付”最著名的特点是薪酬丰厚，所以公司的运营费用非常高。如果不采取行动，公司每月将流失150万美元，几个月可能就会滑到破产边缘。普莱斯很清楚，他不想炒员工鱿鱼，特别是现在，人们更加需要医保等福利。但是他也很清楚，不想给那些已经在挣扎的客户提价。他无所适从……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超乎寻常。
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许是我们这代人一生中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伴随着病毒蔓延，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开始封锁。让经济停摆，政府把国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我们都希望封锁不会持续太久，但是也有人希望，封锁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不会瞬间即逝，其中包括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社会保护计划研究员乌戈·真蒂利尼(Ugo Gentilini)。他认为，值得乐观的东西很多。每天都有新项目启动，保护那些受瘟疫影响的最穷困人群。他的研究发现，现金派送计划将让6亿2千2百万人获得帮助，缓解疫情给他们带来的冲击。他还说，有些国家正在做更多努力，确保钱送入最需要的人手中。摩洛哥和哥伦比亚发布YouTube视频，教授国人如何申请救济；乌干达原本需要受训后才能领到一小笔拨款的少女现在可以直接领取；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局向50万家庭发放现金，前提是保证社交疏离、不发生家庭暴力。过去几个星期内启动的类似计划数以百计，以上只是几个例子。真蒂利尼说，现在判断这些计划的效果还为时过早，但是他说，一旦建立起来，至少就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他对此抱有希望。
“全球正义行动”社会和气候正义活动人士古埃雷洛(Dorothy Guerrero)说，“身处眼下这样的危机，呼吁推动小政府是疯狂之举。现在，政府应该有多大这个问题无处不在。”虽然她非常担忧封锁对穷人的影响，但她也认为，瘟疫会给全球经济的核心带来挑战。“从前我们被告知，一切都可以留给市场去搞定。市场会满足供应，市场会调整控制，市场会解决问题。现在大多数国家的举措不是市场的干预，而是政府干预。”她还注意到，“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前不久还被视作极端激进的构想，现在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就连教宗在复活节公开信中都“插手”了。教宗写到，“或许，此刻是个考虑全民基本收入的时机，以承认你们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务并赋予尊严；好能确保并创造一个富有人情味又符合基督信仰的现实：每个劳工的权益都获得保障。”古埃雷洛说，从前那些被看作“低技能”的工作，比如快递员、搬运工、摘果蔬的临时工，现在对保证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也是“正能量”。她说，“在意大利，工人要求长工资、要求有更完善的个人保护。这不应该是慈善问题。”“我是菲律宾人，我知道，许多菲律宾护士已经去世了。这将推动更多人提出工资、保护要求。”研究显示，西班牙流感带来的恰好正是这个效应–瘟疫把更多的讨价还价的权利从老板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有些雇主认为，这不是问题。
3月底，普莱斯把召集员工到Zoom开会，讨论公司的前景。他带来的全是坏消息。销售部的斯皮尔斯(Jared Spears)是与会的200名员工之一。“大概3个星期了，我们只能等着船沉。”要开会了，他心中充满不安。“我和10来个人私信：就这么完了？”普莱斯把问题摆上桌面：公司进帐中150万美元的这个大洞怎么填？他说他不想解雇任何人、也不想给客户涨价，大多数雇员都同意。有人建议强制减薪，但也有人说这样做不公平。公司雇员形形色色，有的人伴侣刚刚丢了工作，有人是单亲父母。后来，员工一直达成协议：自愿、匿名减薪。普莱斯说，一些雇员的诚实令他感动不已。“有位绅士说，嘿，我老婆挣钱很多，我现在其实不需要领薪水。”参与视频会议的有些人闻言咯咯笑了出来。“听到有人当众说出这种话，确实挺好笑的。”不过，他们仍然不清楚这样做效果会怎样。公司首席运营官克罗尔(Tammi Kroll)承认，“我疑心蛮大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但是，节省的开支超过了原定计划，公司还要把有些人再找回来问能不能少减点薪？普莱斯说，“不到两个星期，开支就减了100万美元，真让我大吃一惊。”但是，斯皮尔斯并不吃惊，对他来说，时机确实不太好，家里刚添了小宝宝，太太不能工作。但是两口子商定，减薪20%可以承受。他并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是英雄行为。“我并不认为我们公司有什么超常之处，我们这里的200来人并不比竞争对手公司的人更利他，关键是要和雇员商量。”但是，这不是常态的经商之道。大多数CEO学习的经商之道是，遇到萧条衰退，第一件事就是裁员。但是斯皮尔斯说，如果重视员工的价值，他们反倒可能成为你的救星。在普莱斯的推特频道上，他几乎每天都在批评亿万富翁，最近他的一些怒火集中在美国政府最近公布的救助计划。他说，那是以小企业为代价支持大企业。
在争取平等和公平的活动人士看来，各国政府今后几个月、几年之内的举措至关重要。政府将决定，是由富人、穷人还是中产来为衰退买单。英国国王大学发展经济学家萨姆纳(Andrew Sumner)说，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中的一个。他认为，或许有些国家会更看重共同利益，钱更多的人或许也愿意交更多的税；或许，世界将分裂成对立的两个阵营。经济人文学家希克尔(Jason Hickel)认为，事实上，这取决于如何应对危机、政治反反应如何。我们需要经济为我们做成两件事：人类福祉和生态稳定。如果做不到，我们需要反问，那意义何在？有时候，市长比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位置更加优越。欧洲疫情最严重的一些城市的市长说，紧缩不是这次衰退的答案。其中一位就是阿姆斯特丹市长哈尔斯玛(Femke Halsema)。她说，阿姆斯特丹将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繁荣的尺度。相反，他们将衡量阿姆斯特丹人的成长、发展状况。她说，主流政坛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