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贸易战、去年的“反送中”示威到今年的新冠疫情，香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失业率升至3.7%，是9年以来的高位，航空、旅游、饮食业固然是首当其冲，但其他行业也在苦苦争扎，许多人要放弃原本的专业和职位，为糊口转行。BBC中文采访了两位不同行业、不同世代的失业人士，倾听他们诉说这个时期的体会和反思。
从演员到洗车工
30岁的陈建文是自由艺术工作者，疫情前，他是舞台剧演员和导演，在学校兼职教演戏以及拉丁舞。疫情爆发后，香港政府实施多项措施，限制人流聚集，舞台剧也全面暂停，教授艺术的工作也突然暂停。在这个讲求“社交距离”的时期，他原来的工作恰好相反，是推广“社交接触”的工作。他在疫情初期便有危机意识，感受到社会的恐慌后尝试寻找各种工作，试过做手调饮品的店员、装修工人到近日兼职为交通工具、酒店餐厅等做消毒涂层。
他身边很多同行和朋友需要停薪留职，他自言是幸福的一群，能够找到工作，一些人形容他是“放下身段”、“自强不息”。他坦白说，起初自认为是学士毕业，演员也是一门专业，专投劳力赚钱的工作是“大材小用”，新同事没有艺术界般融洽快乐，消毒涂层工作要他通宵上班，起初也难以习惯。“现在是‘马死落地行’(粤语，失去谋生工具)，没有选择，但我为人乐观，一个演员懂得‘执生’(粤语，随机应变)，所以不会死的。”但这种历练，或许对其演艺生涯有不一样的启发，“做演员沟通能力和观察能力更好，做饮品店店员，或是与客户沟通的工作是有优势，装修时也可以加入演员、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他与患癌症的母亲同住公营房屋，日常生活开支不轻，现在收入只有之前的一半，只好节衣缩食，“宁愿留钱买消毒用品，连手机的月费计划也要改选一个便宜的”。
香港政府推出了两轮分别300亿和1,375亿港元的抗疫基金资助业界度过难关，艺术文化界仅获发合共1.5亿港元，大型获政府资助的艺团获得额外多8%的补助，其他与政府有合作的艺团，则可以申请最多8万元的补助，个人身艺术者则获7500元补助。不少艺术团体指出，在今次疫情下要取消多场公演，疫情过后市民会否在这方面消费也是未知数，政府的补助难解燃眉之急。陈建文估计一半香港剧团可能会撑不住，许多演艺人士会被迫转行。他指出，这次疫情也突显了自由工作者欠缺保障的弊端，政府提供资助的方式主要是面向一些有长期雇员的雇主，他认为，政府对主要聘用自由工作者的行业(例如建造业、设计、艺术)等欠缺理解，艺文界在此时此刻特别被忽略。但他强调，自己热爱艺术工作，疫情过后一定会再次现身舞台，相信在疫情过后，人民需要受到鼓舞，文化艺术仍然有其重要价值。
中年转业难
相比起年轻人，中年人在此次经济危机似乎面对更严峻的困境。50多岁的阿美(受访者要求化名)原本是成衣贸易的采购经理，在新公司上任一个多月，便遇上疫情，公司缩减规模向她开刀。“这不是一个容易转行的年纪，”她对BBC中文说，“现在是很迷茫，我已经不考虑做文职，但市场上没有工作，我每天寄十几封求职信，但从来没有试过找这么多工作都没有回音，我已经把人工下调三成多，但外面就是没有工作，我把人工降至初阶员工的级别，也没有人愿意请。”
阿美投身成衣贸易多年，经历过香港转口贸易最辉煌的年代，以前香港是中国大陆与外国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厂商在大陆设厂，透过香港把货物倾销到欧美各国，但随着大陆经济发展，香港的中间人角色已经逐渐消退。阿美形容，自己的专业走向夕阳，早已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早前中美爆发贸易战，这行业在香港的需求大减，她之前的公司承受不了贸易战的冲击，把她裁掉。刚转了新工作不久，又倒楣地碰上疫情而被裁员。以前，她为了在这行业上打滚，报读过市场学、纺织业相关的课程自我增值，但眼见这类型的公司一间接一间倒闭或离开香港，很可能要忍痛抛弃自己工作多年的专业。她说，身边早已有很多前同事转行，自己亦曾尝试未雨绸缪，报读保安人员相关课程和获取牌照，希望可以转工。在今次疫情中，她被裁员后也试图寻找保安人员相关工作，但其保安课程导师告诉她，因为疫情的关系，太多人争相入行，她也不好意思与别人竞争。
她目前与母亲同住，靠积蓄过活，在这段被迫留在家中的日子，她和母亲为生活细节和如何省钱增添了摩擦。节衣缩食成为不少香港市民目前的苦恼，阿美说现在不会胡乱买新衣服，鞋子破了宁愿去修补而不是买新的，要暂停支付保险费，取消一些需要支付费用的信用卡，过往比较自由的消费模式已不复再。“我预计到经济好转，也难以回到以前般这样过活，”她说，“我每天在愁下个月如何支付家用，我很想找兼职，自己很大压力，不想待在家太久，脱离职场久了，适应能力会变差。”
香港经历半年多的政治风暴，自称是“和理非”亲民主派人士的阿美说，曾经参与和平游行表达不满，但社会运动转趋激进，政府也没有一丝让步，让她更觉得这个城市没有反抗的力量。“我有参与游行表达不满，但香港政府好多时的思维是倾向中国，到现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下不了台，还在死撑，”她说，“回归了就是回归了，香港地位会被削弱，令香港成为中国的第二、三、四线城市。”
香港目前超过一千人确诊新冠肺炎，对比起许多国家与地区，疫情不算严重，香港实施的抗疫措施被一些外国媒体推崇，但在一些亲民主派人士眼中，这次香港抗疫相对成功是市民主动自发戴口罩和减少社交距离的成果，政府在医护界结束罢工后提出的“封关”及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后知后觉”。香港政府强调，抗疫措施是参考专家意见，并随疫情发展而加大力度，但这种说法得不到香港的医疗专家以及反对派的认同，政府顾问团成员、香港大学传染病专家袁国勇曾经以强烈措辞，批评有官员轻视疫情，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他后来为自己用词过激致歉，称自己是紧张疫情而失言。
经历今次疫情后，阿美认为，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增加，她特别不满港府抗疫基金无法帮助小市民，政府倾向支援企业老板，而非打工者。港府最新一轮抗疫基金向承诺暂时不裁员的雇主提供每名员工上限9,000港元的补贴，但政府未有就计划作出规管，雇主可自行决定如何应用这笔补贴，而不必给予任何员工，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也承认，计划会令劳资纠纷增加。她希望未来投身医疗界别，但目前就算想报读相关课程，也因为疫情受阻，她说，港府单纯派钱无助解决失业问题，长远要需要思考如何协助市民转型，如果疫情持续，政府的再培训课程应该要在网上举行。香港过往一直信奉狮子山精神，只要努力就可以闯出一片天，阿美说，目前的处境就好像把香港带到了其父母经历的上世纪60、70年代，那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可以鼓励大家向前走。“逆境是一定有的，希望大家可以挨过去，”她说。(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