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欧洲野火般蔓延，许多人想起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大爆发，1957年的亚洲流感，还有1968年的香港流感大爆发。20世纪这三次流感大爆发死亡人数分别是4千万、20万和70万。在这一个世纪里，人类对病毒和流行病的认识大增，医学进步、疫苗研发和诊治方案也今非昔比，经验教训纳入了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英国政府抵抗新冠疫情的“四部曲”战略引发争议，“错峰”、“群体免疫”策略倍受质疑和批评。那么，60年前亚洲流感进入英国时，情况如何？
两次流感大爆发
1918年西班牙流感全球大流行，至今仍有人称之为“史上最惨烈的病毒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4千万。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上升，世界各地的城市相继瘫痪，企业和学校关门，公共交通停摆，有些地方开始停电，食品短缺，街上尸体开始堆积；由于大多数病死是健康的青壮年，导致劳动力数量锐减，大批儿童成为孤儿，全球经济衰退。但疫情揭露了一个真相：虽然死亡率最高的是穷人和移民，可病毒的确不分富贵贫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正是这一认识推动了社会进步。1920年代，公共健康战略开始改变，许多国家创建或调整了卫生部门，建立了更健全的疾病监测系统，对全民保健、免费医疗等概念的态度开始转暖。1957年亚洲流感，全球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英国直接死于这种病毒的至少1.4万人，900多万确诊病例，得到治疗的有550万人。英国经济陷入衰退。
亚洲病毒来袭
1957年，伦敦的世界流感研究中心(World Influenza Research Centre，缩写WIRC)已经和全球各地的实验室组成了一个研究、跟踪、监测病毒的网络。亚洲流感疫情起初从1956-57冬春时节在香港出现，1957年4月在香港爆发，5月中在台湾蔓延，6月份印度100万人感染。从香港最早爆发到全球大流行，中间隔了5个月。1957年初夏，”亚洲流感”开始在英国蔓延。第一例感染病例出现在6月下旬，8月份疫情大爆发，数周内扩散到全国各地，无处幸免，10月中旬疫情触顶。当年冬季又出现有限的反复。亚洲流感进入英国后，BBC一则报道提到，这种新型病毒变异速度快，因此需要研制新的疫苗来应对。
针对这种新型流感病毒的疫苗1957年8月在美国首先投入使用，10月进入英国，但数量很有限。亚洲流感病毒的主要感染人群年龄在5-39岁，其中将近一半是5-14岁未成年人。普通流感的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当时，英国对亚洲流感没有大致统一的治疗方案，各地的社区诊所自行其是。当时主要就是用抗生素，但后来发现没有针对性地用抗生素其实并无好处。随着疫情迅速加重，不少医院出现医生和护士感染，一些病房被迫关闭。事后小规模调查发现，社区医生感染率是35%。
仓促应战
英国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PHLS) 负责核对各种传染病个案，然后把流行病和疫情状况通知医院、诊所和医生。皇家全科医师学会(RCGP)的流行病观察科也有类似职能。1957年秋，亚洲流感进入英国一段时间之后，PHLS负责人麦克唐纳(J Corbett McDonald)致函RCGP流行病观察科科长华生(Ian Watson)，抱怨两家在疫情爆发时都没有展开大型研究项目，后来的深入研究因此较为有限。麦克唐纳叹息，虽然西班牙流感之后有30多年时间为应对下一次流行病大爆发做好充分准备，但事实证明，大家还是很被动，事先没有计划，结果临阵磨枪，仓促应对，只能祈望一线医务人员能抓住时机，最后有足够的资料对发生的疫情做出充分的解释。RCGP 事后做回顾性问卷调查，只有42个诊所回应，其中只有29个诊所提供了有用的数据。
各行其是
世界卫生组织(WHO)当年预计亚洲流感疫情大约会在1957年冬季入侵英国，实际上夏季就开始了。当年7、8月份，英国媒体天天有病毒即将来袭的报道，公众似乎觉得什么都无法阻止这种远东的病毒肆虐英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是，当时曾有一位医生，基钦医生(Dr. Kitching)，给政府医疗保健当局写信，指出有很多事政府可以也应该做。他的建议包括组建临时替代医生网，哪里有医生感染了病毒，可以由替代医生顶上；启用预备役护士和家访人员；还有，病毒流行期间，签病假条这件事就别让医生费时费力了。英国福利政策规定，病假期间的生活补贴必须凭医生签字的假条才能领取。
档案资料显示，卫生大臣6月份曾拒绝就可能爆发疫情发表公开声明，因为病毒还没进入英国。到７月份，英国各地开始零星出现小范围疫情，他被要求公开讲话，呼吁公众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到了８月，亚洲流感病毒在英格兰西北地区流行，不少学校被迫停课，仅伦敦就有11万学童感染病毒，情况开始严峻。这时，电台播出了一条建议，让公众在觉得自己感染了亚洲流感病毒的情况下不要去诊所或医院，而应该待在家里，并服用阿斯匹林。RCGP流行病观察科科长华森听到广播后觉得非常不妥 — 媒体不应该鼓励公众自我诊断、自行服药。他立刻请求RCGP理事会出面表明立场，驳斥这种建议。但理事会认为这么介入不合适。英国卫生部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就应对流行病大爆发制订统一的规程，因为无法实施；最好的办法是地方医疗官员制订本地的抗疫措施。
吸取教训
华森没有放弃，随即致函英国医学杂志(BMJ)，指出疫情当前，医疗监管当局不承担领导责任，而各种似是而非的建议、处方充斥大小媒体，公众不明就里，这种局面堪忧。很快，英国医学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一片抱怨声。来信中有的要求英国医学会立刻站出来担当起领导抗疫的责任，以免公众受媒体夸张、不确切言论的误导，更多是投诉媒体助燃了两种极端：一个是恐慌，没有感染也乱吃药，另一个是轻敌，相信亚洲流感没有严重后果，对人无害的言论。除了提醒各地卫生当局和医疗机构加强防备冬季流感疫情，再没有其他针对亚洲流感大爆发的紧急抗疫统一部署。其结果是各地政策相差悬殊，有的地区学校完全停课，有的则只是取消集会和体育课。当时是否有顶层机制对各地的抗疫措施和效果加以评估、成功经验被整理出来向各地推广，并不清楚。不过，2009年春季爆发禽流感。半个世纪前的仓促被动局面没有重演。大英图书馆当年5月把RCGP网站上关于禽流感疫情和应对措施的所有网页都建档保存，“以供当前和将来研究人员查阅”。也许，亚洲流感大爆发的教训并没有全部白费。(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