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纪念馆已经没有鲜花了。一个通常都是铺满玫瑰、康乃馨和星条旗卡片的美国祭坛，现在被一个临时的塑料栏杆隔离着。那条闪烁着白色霓虹，宛如“不夜城”的百老汇大街，现在暗淡无光。地铁变成了无人的幽灵列车。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的渡轮仍然继续穿梭在纽约港的碎浪水流之间，在进出曼哈顿下城的途中经过自由女神像(Lady Liberty)，但是船上几乎没有乘客。通常都人潮涌动的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接近空无一人。
身处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间，再没有人想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the World)的商业区碰面。一个以传播活力著称的城市，一个号称永不入眠的城市，已经被迫进入冬眠。作为美国感染病例最多的集合城市，这里再次成为“归零地”(Ground Zero)–而这是任何一个纽约人都不希望再次用在这里的名字。就像那一年的9月11日一样，我们的世界再次猝不及防地被颠覆。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危难之际也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在如此重大的紧急境况下，只要很短时间就能看出一个总统是否扛得住这样的时刻。于是，在遭遇这场举国乃至全球性的灾难时，我们从中看到了怎样的美国？国会山那群仿佛在几年前就因党派纷争陷入瘫痪、处于立法封锁状态的议员们，能否起来迎接这场挑战？那个如今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坚毅桌”后面的那个自诩为“战时总统”的人，又怎样呢？
在上述三个问题当中，最后一个是最无趣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回应是那么不出意料。他没有改变过，没有成长过。他不认错，也不怎么谦卑。相反，作为总统的所有标志性风格都被他激昂地展示出来。他荒谬地自吹自擂，说自己对危机的应对应得满分10分。他将本应无关政治的事情政治化–他戴着印有竞选标语“让美国继续伟大”(Keep America Great)的鸭舌帽拜访疾病控制中心。
他对真相的歪曲令人费解–现在他声称自己很早就完全关注到全球大流行的规模，哪怕他很多个星期里都在否认和淡化疫情的威胁。他以“假新闻”攻击媒体，包括特别恶毒地中伤一个白宫记者，在后者问他有什么话要对惊恐的美国人说时，他回答：“我告诉他们你是个差劲的记者。”他小器又刻薄–取笑在弹劾案审判结束时投票支持赶他下台的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因为他已宣布自我隔离。
他继续对那些在最前线应对危机的政府部门作出攻击–对于发出敦促美国人尽量不作任何国际旅行这一最极端出行指示的美国国务院，他在自己的总统讲台上形容是“深层国务院”。他极度沉迷于评分，现在又沉迷于确诊病例数字–他截停了一艘停在西岸的游轮，说：“我喜欢现在的数字，我不需要为了一艘错不在我们身上的船就让数字翻倍。”他沉缅于炒作–声称羟氯喹(hydroxycholoroquine)和阿奇霉素(Azithromycin)合用是“医药史上最大的改变游戏规则的事物”，哪怕医学官员已经警告不要宣扬虚假的希望。
他缺乏同情心。特朗普在白宫的每日简报并没有向死者家属发出慰问，也没有向医护前线的人们给予鼓励和赞扬，而基本上都是以一连串的自我表扬开始。在特朗普讲完话之后，他的忠实副手迈克·彭斯(Mike Pence)通常就会拿出他在过去三年里练得炉火纯青的本领，给总统唱一轮(美国首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上的平壤”式的赞歌。特朗普对崇拜的自恋式渴望似乎永远填不满。与其说是战时总统，他很多时候听起来更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有，仇外心理一直是其政治经营模式的必要条件–他反复将疫症称作“中国病毒”。就像2016年总统选举前夕将中国和墨西哥移民说成是抢占美国工业心脏地带的替罪羊一样，他现在为了连任当选，又指责北京是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源头。
他试图做一个经济掌舵人的努力比起他对公共卫生的掌控要更令人信服一些。过去的金融冲击，特别是2008年的崩盘，教训就是要在早些时候“来大的”。这正是他试图做的。不过在这里，还是有很多他作为戏精的影子。他似乎一直围绕着最初1万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不放，因为那听起来是一个那么大的数字–简直像财政领域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特朗普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一样，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应对复杂的问题。他对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关闭边境，这在往后看来是个合理的举动。然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需要多管齐下的举措和长远的思维，似乎非他所能做到。这个总统一直都是活在当下，不管他是在白宫再呆10个月还是五年，他都并没有很好地准备应对这场将占据其任期余下时间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紧急状况。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经常都会创造一些讨好的场面，哪怕其实并没有实质的进展–他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高峰会面就是一个例证。但是，魔术师的伎俩或者标语党的营销技巧这一次并不奏效。这是一个全国紧急事件，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能够通过几条推文、几个外号或者几次炒作就能解决。事实无法逃避：死亡人数在飙升。
我们看到了怎样的美国？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经久不息的善。就像9/11的时候一样，我们惊叹于应急人员–护士、医生、医疗支援人员和救护车司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展现出的公共服务精神与当年冲向燃烧的双子楼那些消防员是一样的。我们见证了那些必须转向远程线上教学却没有漏掉一堂课的学校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创造力。我们看到了那种让商店开着门、货架放着货和食物送到家的实干精神。换句话说，大部分美国人展现出的美德，和我们在每一个因病毒而暂时瘫痪的国家所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那些表现出来的美国例外论，很多都属于负面，令人很难不羞愧得将头埋在手掌里。那些枪支店门外排的长龙，那些武器网店骤升的销量–Ammo.com的销售就上升了70%。人们慌忙购置AR-15步枪。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拒绝承认这场全球大流行疫症是流行病。为了证明其实没有病毒，阿肯色州的一名牧师吹嘘说，他的教区居民可以舔教堂的地面。又一次，那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又在思考，为什么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全民医保计划。奥巴马医保(Obamacare)通过十年后，有超过2,6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团结一致，这场危机展现的是美国人如何在数十年里在政治维度上做到了保持社交距离：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的类聚，构成了一个个志同道合、对相反政见者有过敏反应的社群。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分裂的美国，那种惯常的、条件反射的部落主义。共和党人认为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夸大其辞的可能性比民主党人高一倍。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说，他们相信来自总统的资讯，而在民主党人中间这个比例仅为8%。
就像乔什·金牧师(Reverend Josh King)绝望地向《华盛顿邮报》所说的那样：“在你那个政治保守的地区，封城不是解读成照顾你，而是解读成自由主义。”即使在3月13日，美国疾控中心(CDC)预测可能会有多达2.14亿人感染，右翼网站“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的联合创办人肖恩·戴维斯(Sean Davis)却在推特(Twitter)发帖说：“企业化的政治媒体仇恨你，它们仇恨这个国家，他们会永不停歇地要重掌权力统治你。如果这意味着要通过一场他们帮忙制造的恐慌来毁灭经济，同时抵挡那个开始这一切的共产主义国家，那就这样吧。”
最新一次盖洛普民间调查显示了这种分化：94%的共和党人认可特朗普对危机的处理，民主党人则是27%。然而总体上，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六个认可，将他的支持率再次推高到49%，与他任内的最高分持平。与过去9/11等危机发现时一样，美国人倾向于围护在任的总统，尽管唐纳德·特朗普仍然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人物。在9/11袭击之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就上升到90以上。
美国带有红州与蓝州互相分化的政治版图，甚至影响了选民的身体如何暴露在病毒之下。民主党人较多聚居在城市，那里的高人口密度令它成为高危区域。共和党人则多居住在较偏僻的乡村地域，那里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在全球大流行之下，两极分化继续。很多的美国蓝色州份都是向各自的州首府，而不是特朗普的白宫寻求领导指示：比如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安德鲁·库莫(他发推说特朗普应该“做得更多”)、加利福尼亚州的加文·纽森(特朗普表扬了他)以及华盛顿州的杰伊·英斯利(总统在拜访CDC时说他是“一条蛇”)。
对于美国的自由派来说，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博士(Dr Anthony Fauci)成为了当红的反叛英雄。作为对这个“后真相”(post-truth)当道的总统的解药，福西坚持科学事实。在关于疫情爆发的严重性上反复与特朗普唱反调之后，他现在与自由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露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和爱戴。
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最终肯定会暂时结束国会山的僵局。鉴于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在可能出现21世纪大萧条的前景下，议员们别无选择，只能立法。然而，前两次试图通过经济提振方案的努力都在惯常的党派斗争和边缘政策中失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争论，是否应该包括扩大有薪假期和失业救济福利，以及民主党所称的为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设立的一个贿赂基金，可能会遭到滥用。
人们再一次看到，国会山的失效是系统性和充满美国特色的。鉴于这场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的规模，人们的希望将是像统治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那种具有爱国心的两党制回归。那段时间产生了战后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建成了州际高速公路和订立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民权法案。毕竟，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苏联，还是9/11之后应对“基地”组织的最初那几个月，美国政客在面对共同敌人时都能最有效地展开合作。
但是，国会山的议员初期的反应绝对不令人鼓舞。即使有跨党合作–最终也必然会有–也不会是爱国两党制的产物，而更多是一种抓狂之后的两党制，相当于在立法领域当中来一次恐慌抢购。这些议员彼此对峙，当中的悖论就是，危机掩盖了哲学的界线。就像2008年时一样，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一夜之间变成了行动上的自由派。那些原本讨厌政府的，在这场紧急事件当中变成依赖政府。平常厌恶政府干预的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现在却极度渴望政府出手纾困。
他们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振经济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涓滴经济学派和供给面学派变成了凯恩斯学派的大花费支持者。就连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被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炒红起来的边缘概念也变成了主流。美国政府有意向每一个美国人发放1,200美元。在场举国行动的呼吁当中，我们被提醒了，联邦政府在过去40年里是如何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开始的反政府攻势所消耗的。2018年，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全球大流行疾病应对的团队被解散了。在爆发初期未能进行对控制疫情有关键作用的合适检测，是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资金短缺有关。
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一样，政府内部的警告声音被屡次忽略。近年来，曾有过多番操作来测试这个国家对全球大流行的应对准备–其中一次就是针对可能来自中国的上呼吸道病毒–这些测试发生的易爆发区域与现在实际上出问题的完全一样。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期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也应对得很艰难。一直以来，联邦机构与各州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政府结构性的退步导致了很多美国人都将他们的信念押在一个叫特朗普的个人身上。无论是口罩和防护衣紧缺还是初期检测的不足，都再次将这一点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结果，美国自称在全球的最优越地位日渐显得越来越不令人信服。在过去的危机当中，世界最强的超级大国或者已做出了全球的应对动员，现在没有人再对美国有这种期待了。美国优先主义实行三年之下的新孤立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种地缘政治形式上的社交距离，而这场危机提醒了我们，即使与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之间也存在的海洋鸿沟。就拿欧洲的旅游禁令来说，特朗普在没有事先警告受影响国家的情况下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全国讲话中宣布了这一措施。对此，欧盟在一份不寻常的公开声明中抱怨，这项决定是“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的”。
美国也没有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提供一种模式。韩国有大规模的检测项目，日本也有模范样本。甚至中国也显示出其威权体系在执行严格封锁措施时的优势，这在西方自由社会的同类封锁令显得如此松散时就尤其令人不安。希望没有人会忘记中国的官员曾经如何在多个星期里试图掩盖病毒的爆发，对吹哨人噤声，甚至在疫情扩散时仍显露出丑陋的专制一面。不过，与北京能在仅仅10天内建成一座新医院相比，五角大楼却要用几个星期才将一艘海军医疗船从弗吉尼亚州的港口挪动到纽约港。
从政治上讲，会有许多后果。比如值得记住的是，茶党(Tea Party)就是对乔治·W·布什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所谓“大政府保守主义”的回应，也是对贝拉克·奥巴马政策的回应。茶党运动的官方历史提到，它是在2008年10月3日诞生的，当时小布什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签署立法，挽救了将要倒闭的银行。茶党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权力入侵。同样，值得记住的还有21世纪的两次重大动荡，一次是双子楼的倒塌，一次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公司的破产。两个事件最后都对美国政治产生了两极化的影响。9/11之后形成的脆弱的两党共识，在小布什政府决定出兵伊拉克之后粉碎。金融危机助长了茶党的冒起，也进一步令共和党激进化。
这对总统选举有何影响？从乔·拜登(Joe Biden)拉撒路式的复活来看，迹象显示民主党将会投票支持正常选举。显然，大部分人都没有心情迎接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承诺的政治改革。这个78岁候选人的参选前景在初期就差点脱轨，他的触觉很好，在现在这个社会疏离的时代，他再次显示像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很多美国人都在渴望拜登所给予的那种同理心和人情味。即使在冠状病毒疫情抢占舞台之前，他就已经恢复了自己的主题，这一叙事与他的人生故事是吻合的。很多人也会希望能有一个稍为低调的总统任期，一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不那么爱表现的人物。来点软爵士，而不是重金属。回到某种正常状态当中。但是谁又会去预测？就在几星期前，在艾奥瓦州初选的混乱似乎还是件大事时，我们还预测拜登的政治生涯要完了。而且，正常状态应该不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能够看到的东西。更可能的是，冠状病毒疫情或会大大地重塑美国政治，就像过去100年里的其他重大历史动荡一样。
“大萧条”最后带出了罗斯福“新政”，并通过社会安全等福利项目，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它还令当时政府里占主导的民主党成为政治主流。从1932年开始，该党连续赢得五次总统选举。二战以及其他的社会变迁，给黑人平权的抗争带来了动力，因为非裔美国步兵与白人陆军在同样的战场上对抗法西斯主义，而他们在回国后要求拥有同样的民权。9/11袭击令很多美国人对大规模移民和宗教多元主义更加担忧。“大衰退”则令“美国梦”的信念被消弱。
冠状病毒疫情会令美国带来怎样的改变，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自由派或许希望，疫情爆发会凸显全民医保的迫切性，带来一场罗斯福新政式的政府新生，回归更讲求事实的政治，以及对全球暖化这场可能再次瘫痪世界多数地方的全球危机更有力的应对。保守派或许会认定，私营部门比政府更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加强他们反对政府的宣传；枪械管制应该进一步放宽，让美国人更好地保护自己；还有个人自由不应该被那些“保姆式政府”所限制。每一天在我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经过9/11纪念馆，那个双子楼曾经屹立的地方，看人们将鲜花放在那里然后默默祈祷。很多次，我都在想，我还会不会报道一场更加改变世界的事件。现在，我从我的窗外看出去，望着那个寂静而怪异的城市，它更像哥谭市(Gotham)而不是纽约，我怕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面对这样一个事件。(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