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中国政府称本国疫情逐渐受控，与此同时欧美多国正处于爆发之中。航班骤减之下，仍有不少旅客排除万难，跨越重洋。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组团”返回中国避险，也有人从东方到西方，两度经历疫情爆发。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多年的上海人Rachel(受访者英文名)，因工作调动而搬回家乡。由于疫情影响，她的旅程几经波折。Rachel说，从华盛顿到上海，她亲历了“从没有防护到疯狂防护”的层层防疫升级。她幸运地赶在美国疫情扩散之初离境，却措不及防地成为首批入境中国后被隔离的海归旅客。因有咳嗽症状，她在抵达上海后立即被送往医院，经历了“一言难尽”的住院隔离。
疫情之下的跨洋旅程
回想从华盛顿到上海的旅程，我一路上体验了从没有防护到“疯狂防护”的措施升级。我的心态从不敢戴口罩、怕吓到旁人，到暗自担心防护不足：“糟糕，我怎么就把手套扔了呢。”我早在年初就定好要回上海履新，由于中国爆发疫情而延迟了一个月。我当时寄望中国疫情4月左右受控，抱着赌一把的心情，买了3月13日飞往上海的机票。从美国到中国的机票2月就已经很不好买了。我差点买了在首尔转机的大韩航空，因为懒而拖延了一个周末，谁知懒癌救了我：周末一过，韩国的疫情就大爆发了。我当下决定买东方航空纽约飞上海的机票，先从华盛顿坐美国达美航空到纽约，再转机上海，总费用大概1,000美元。后来一名同机的男生跟我说，他比我晚两周买飞上海的机票，只剩下公务舱，要6万多人民币(约一万美元)。谁想到我离开美国时，当地疫情愈趋严重，真的变化太快了。
戴不戴口罩的纠结
3月13日，我出发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包里带了4个N95、2个医用口罩。不过我犹豫再三，在Uber上还是不敢戴口罩，怕司机觉得我有病。到了华盛顿机场的值机柜台，工作人员无一人戴口罩。一位空乘往手肘上打了个喷嚏，回头跟我说：“不好意思，你不要担心，我没有生病。”我无奈地报以微笑。在机场看到零星的人戴了口罩，我感觉壮了胆，也就戴上了医用口罩。从华盛顿到纽约的一路，空乘人员完全没有防护，绝大部分乘客也没有戴口罩，如果我戴N95的话就显得过分了。到了纽约约翰肯尼迪机场，戴口罩的人比例明显增多了，大概占三成，华人几乎全都戴着。我戴着口罩问路，一名安保人员似乎看到了我，但扭头就走了，我想她可能害怕我生病了。
在飞机上头套塑料袋进食
在东航的值机柜台排队的人，防护等级明显再升一级。许多人全副武装，戴着N95口罩、护目镜、塑胶手套，甚至有人在头上套了浴帽。我在排队登机时，在机场电视上看到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我身边全是穿着各色防疫装备的华人，但白宫新闻发布会里的官员和记者几乎毫无防护，这感觉太魔幻了。上飞机前、航程中和下飞机时，乘客都需要测体温，空乘人员都戴着带呼吸阀的口罩与护目镜，还有的穿着对付生化危机般的全套防护。机组广播告示，乘客必须全程配戴口罩，全程只发一次餐食，卫生间每小时消毒。我以为我有口罩就达标了，没想到，坐我隔壁的乘客如临大敌，都钻到塑料袋里吃饭了。他先脱下医用手套，用洗手液反复消毒双手，再往头上套塑料袋，在袋子里取下了护目镜和口罩才用餐。
猝不及防的住院隔离
抵达上海后，由于我有点咳嗽，立即送院隔离观察，护照被贴上黄标签。被评估为风险更高的人，护照上会被贴上红标签。在隔离医院的发热门诊挂号时，看到有意大利回来、有红标签的人在挂号处吐了，我和几个同机抵达的人都很害怕，站得很远。据说，我们是第一批从机场直接由救护车拉到医院隔离的。中国开始严防海外输入病例，而美国属于重点国家。
从海外抵达中国的乘客中，出现病症或近日吃过感冒药的人，都要留院观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话，就送去居家或酒店隔离14天；如果结果为阳性，就送到方舱医院治疗。我其实很愿意接受检测，我之前咳嗽了两周，没有发热和其他症状，但也有些许担心是中了新冠病毒。回国前两日(3月11日)，由于有咳嗽，又看了大量疫情新闻自己吓自己，我去了弗吉尼亚州一家急诊室看诊。自费大约300美元查了甲型、乙型流感，拍了胸片。医生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并无大碍。那家医院当时不能检测新冠病毒，医生护士也毫无穿戴防护。我早有回国隔离两周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是如此严格的住院隔离。不过，我和几个同机抵达的人都觉得，虽然住院隔离条件艰苦，但至少能确定自己没有感染新冠，回家之后家里人安全，也就放心了。虽然住院隔离来得猝不及防，我们都很配合，常跟机场检疫人员、医务人员说“辛苦了”。
四菜一汤、“云吃蛋糕”
我住的医院房间原本是肠胃科的化验室，临时改造为隔离病房。玻璃窗下本来是病人伸手臂进来抽血的一个小窗口，现在用一块木头堵住了。但窗户没有配窗帘，毫无隐私可言。在这个非常时期，医院挖空心思创造隔离病房。整个隔离病区的大门，是临时用病床在内部挡着的，让人没法推门进来。真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也不在乎隐私不隐私的了，大家需要互相理解。当时身边都是穿着严格防护的检疫、医务人员，把人带到一个特殊“战争状态”下，觉得环境艰苦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护士每两个小时就来查房一次，测体温、送餐和日用品，还不时提醒生活起居细节，让我趁热吃饭之类的。在外地野蛮生长了多年，我已经忘了这种“有人管”的感受了，感觉忧伤而甜蜜，又挺安心的。在医院里吃的饭菜很丰盛，四菜一汤还有酸奶、果汁，而且我刚从美国回来，吃啥中餐都香。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个“欢迎回家”的蛋糕，但是由于我突然被送进隔离医院，只能通过照片“云吃蛋糕”了。
在隔离病房上厕所“一言难尽”
隔离病房里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法洗澡。最一言难尽的是上厕所，要在袋子里解决。我在塑胶马桶上套上医疗废物袋，再坐在上面如厕。解手完了往里面扔消毒片，大号就扔20粒消毒片，小号就放10粒。一放消毒片，就会升起呛鼻的烟，把眼泪鼻涕都呛出来。之后把袋子打结，扔到红色塑胶桶里。红桶满了就放到走道上，等穿着防护服的清洁阿姨来清理。由于房间没有窗帘，上厕所也只能在房内视线死角偷偷进行。我两天半没出过隔离病房，有什么需要就在门口喊护士，要出院时，都对这个房间有点留恋了。最终，我的新冠病毒检验结果为阴性，临近病房的隔离者也全都没有感染，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在医院隔离期间，我的自付费用是900多人民币。
“像难民一样”
3月17日，住院隔离结束，卫生健康委员会派车送我回家，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接应。我三天没洗头，刘海油腻得打柳，带着大包小包。我爸戴着口罩来接我，他笑我像逃难回来似的，让我在用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写的“少外出、勤洗手、戴口罩”抗疫横幅下拍照。我们俩都很激动，但是碍于疫情，不能拥抱。我刚想开启侃大山模式，正兴奋地拉着行李往家里走，就被我爸训了：“怎么可以从这么危险的隔离病房回来，就往家里走呢？！”他马上拿出消毒液在我鞋底一顿喷洒，让我脱了鞋才能进门。进了家门，他又让我把外套放在门口，赶紧去洗澡，换掉全身衣服。他还向我多番宣导：到家要怎么消毒，口罩要怎么戴才规范，戴了不能摸脸……我觉得，上海能防护得好，跟老百姓自己很谨慎有关系。我爸说：“这毛病这么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我们能混到现在，全靠自己当心啊。”
签字配合防疫
居委会工作人员、民警、医务人员三人一起上门，要求我在隔离期内配合防疫，让我签字承诺14天不出门，每天在微信群里全家报告两次体温。民警很严肃地说，我和爸妈要分开房间，在家也得戴口罩，不戴口罩会面临刑事处罚。他还问我，美国人是不是还不戴口罩。我告诉他，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现场，只有华人记者戴口罩，其他人还是不戴。他说，这是不行的呀，要出事情的呀。现在，我和爸妈在家尽量少接触，吃饭也分开坐、用公筷。我虽然已在医院隔离三天了，回到家还要重头开始隔离14天。家里的出门证被没收了，父母都不能出门。
家门前被贴上了红色的封条，像春联似的。我们如果需要取快递和外卖，居委会送上门，连倒垃圾，居委会也会代劳。他们会从门外打开封条，交接完物品，再贴新的封条。如果把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分上下半场，前半场我在美国远程关注中国疫情，听美国各路专家的讲座答疑，整理资料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后半场我亲历了中国的防疫措施，可以说是，把全球防疫都综合体验了一把，真是意想不到的人生经历。(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