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尽管近乡情怯，春节总要回家，探望年长的父母。根在家，心也在家。因为工作和生计，也总得离家，踏上返程。
一
今年春节假期，对中国人而言都极其特殊，要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要么乖乖地宅在家。我也如此，自1月23日晚进家门，宅了17天没出家门，直到2月9日返沪。
原计划第一周休息、第二周协助父亲撰写教育志，计划全乱了。大年三十没有年味，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沉重，下午开始写疫情分析新作，23:23定稿，此后天天关注和分析疫情。查找撰写教育志史料的计划更不可行，尽管事先有预约，学校和图书馆都因疫情关闭，也不能随便出家门。写作之余，天天辅导小外甥女寒假作业和补习功课。
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同胞直面病魔肆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相比他们，禁足不算什么，健康平安已足够幸福幸运。武汉绝大部分健康人，因为封城和数万确诊者生活在一起，面临新冠肺炎感染扩散的高风险，为庸官们的失职、渎职付出代价。大量高度疑似的病例，由于医疗资源极其稀缺，应收未收、应治未治，久拖无决、求医无门，只能听天由命。传染源在家中感染亲人，外出流动也影响他人。
这是人道主义大灾难！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三十多年前的医疗条件远不如今，做过医生的分管卫生副市长谢丽娟指挥抗疫，果断征用厂房、学校、小旅馆、新建住宅，开设“临时医院”，尽一切努力让病人得到隔离和治疗，既是控制传染源，也是切断传播途径。
2月10日下午，武汉市硚口区广电江湾新城小区内，一名70岁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梁某从9楼家中阳台跳楼身亡。在手撑着栏杆往下翻前，对同是疑似新冠肺炎的老伴只留下一句遗言：“不想连累你”。这位老者患尿毒症已5年，每周需透析3次，已8天没做。身体里的水排不出去，7天吃不了饭，腹泻不止，奄奄一息，绝望轻生。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接收他。因疑似新冠肺炎，原透析的医院不再给他做；因病床不够，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也不收治。
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明确要求湖北省、武汉市刻不容缓依法采取果断措施，真正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两天之后，一个应收应治的70岁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还是被迫自杀。这大概是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例武汉市民自杀。这场疫情重创全国民众心理，也重创某些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力。
二
老姐的朋友获悉我将返程，热心来电询问有无口罩、是否需披雨衣。口罩必须带，不带进不了火车站。拿捏不准火车站、车厢的拥挤程度，还戴了两个普通口罩，虽然比不上N95的防护层级。使用一次性雨衣太紧张、太夸张了。在新闻中看到武汉市民去超市采购，有不少全副武装，穿上一次性雨衣。
2月7日，家乡的区防控应急指挥部颁布“十条禁令”，非常时期，不得不为。其中有“严格交通管制”，社会车辆一般不准在区内道路通行；“严格小区管控”，一律实行封闭管理，每户家庭每两天只可派1名家庭成员，凭出入卡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确有特殊需要出入小区的，须凭有效证明。
为了送我去火车站，老姐提前向小区物业领了出入卡，也提前向门卫作了说明。免得出不了小区，或出发时盘问、检查时间过长。正常情况下，家里离火车站的车程就十分钟。以往提前一小时出发都很淡定。这次出发时间提前到一个半小时，担心交通管制需绕路，车站测体温、登记，进站时间拉长。
一出小区进入主干道，空空如也。平时21点左右正是车水马龙，今晚前后左右没有一辆车。已经正月十六，市民们依然自觉地宅着。当然也不堵车，十分钟顺利抵达火车站，一路上碰到的机动车只有3辆：进入主干道不久，遇到一辆摩托车；某个十字路口，对面车道来了一辆汽车；抵达火车站时，在关卡前面有辆汽车，大概率也是送人。
与以往不同，以前可以直接开上站台下客。如今上站台的路封了，离火车站约六十米远的地方就需停车，旅客步行这段距离进站。与家人早有约定，无需摇下车窗告别。把我放下，关上车门，随即离开，想说什么话车上早说了。
这是一趟从深圳首发的特快列车，先得去火车站底层的自动售票机取票。一路行人稀少，总共碰到五位旅客，远远少于工作人员、防控人员。带了几张餐巾纸，原来想取票时手指不直接按触摸屏。大约餐巾纸不导电，形不成回路，按了几下没反应，只好还用手指点。
进站口不在原来的火车站内，而是放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临时搭了个棚，更宽敞，关键是通风更好。旅客实在稀少，无需排队。解下口罩，顺利刷脸进站。进入候车室，还是冷清。没有往常的喧闹，只有反复广播的声音：“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请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间隔，排队进站。”火车站的超市、百货、快餐店一律关门。
旅客很有默契，都很谨慎，人人戴口罩，相互间一般保留1-3个空位。还有四位旅客有空位也不坐，远远地坐在自己行李箱上。有三四对旅客紧挨着，一看是亲人或情侣，偶尔还轻声交流几句。其他人都沉默着，埋头看手机。与17年前的SARS经历相比，如今移动互联网普及了。硬实力大增是好事，可惜软实力的进步并不明显，甚至有些领域还倒退。
三
车站广播开始检票进站。中国人喜欢热闹，也习惯人挤人，此时此地很克制。旅客们自觉地相隔一米以上，空间很多，却无人插队。快速通过了检票口，工作人员并不像以往要检票。不用担心逃票，这时候还出门乘火车，肯定是不得已，何况进车厢时有列车员会查验车票。
一米安全距离，成为无形的契约，人人、时时都自觉遵守。检票后到2站台上车，需先乘自动扶梯。旅客们并不着急，前面一人上了自动扶梯，出现三个空台阶后，第二个人再踏上。没有一个旅客去碰自动扶梯两旁的扶手。
我的席位是硬卧中铺。一个月前春运秒杀式抢票，能抢到卧铺票要么是高难度技术活，要么是可买彩票的好运气。我技术不好、运气不好，没抢到卧铺，只捞到一张硬座。期间经常查看12306平台碰运气，结果9日凌晨发现还真有9张硬卧，只是当时平台关闭。赶快把手机闹钟设定到12306开放时间6点，顺利改签到卧铺票，自己和家人庆幸不已。
硬座车厢118个座位，人员更密集。卧铺车厢主要是面对面二列六人，走动人员少得多，交叉感染的风险也小得多。一进车厢，很意外，空铺不少。走到我的铺前，更是空无一人。第一反应是可以喝口开水。原计划是全程不吃、不喝、不解口罩。既然车厢这么空，尤其我的铺位上下、对面三铺空无一人，简直就是包厢，坐火车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待遇，那么胆子肥了些，中间解一次口罩喝口水还是安全的。
心动不如行动。在拿杯子倒热水前，当然需要先洗手。平时无所谓，现在要讲究。到车厢头的洗手间一瞅，两个洗漱位置，已有一位兄弟在洗手间口的位置使用了。没有挤进去用另一个空位，反而后退一步，安心等那位兄弟使用后出来，再进去。
接着去车厢另一头倒热水，碰到另一位兄弟准备进车厢，本能反应，各退一步，相互谦让。相互对视一眼，虽然戴着口罩看不到表情，眼神出奇地平静，动作也出奇地默契，似乎久经训练后形成条件反射一样。最后还是他停止不动，做了个手势让我先倒热水，等我倒了水转身，在我一米后面跟着进入车厢。洗手、倒水横穿整个车厢，特意观察了铺位情况。一个隔间6个铺位，全部没满，只有1-2个铺位有旅客，换而言之，至少4个空铺。推测硬座车厢、高铁车厢空位也很多。
返沪以来四天(10日至13日)，我天天查看12306家乡至上海列车的售票情况，有些列车已停运，剩余列车一个月前早已售空的硬卧，当天和次日都有余票。可见运力有很大空余，一线城市的火车返程大客流，还没来到。显然，笔者9日晨改签到卧票、上车后卧铺这么空不是幸运，而是有三个原因：一、大量原订的旅客，因疫情改变行程，无手续费退票；二、农民工、高校学生还未返程，今年正月十六并非以往春运的返程高峰；三、“铁老大”为确保旅客安全，主动放弃经济效益，实行分散售票，降低旅客列车客座率。
四
躺在铺位上，一下子睡不着，习惯浏览的FT中文网、联合早报网，春节假期又“和谐”了。每逢大事、要事，已成惯例。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到处宣扬这个“自信”、那个“自信”，一方面对真相、真话和批评又如此敏感甚至心虚呢？“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这是李文亮医生1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常识，我很喜欢。2月6日他去世后，用来作为悼文的摘要。
为众人抱薪者，竟冻毙于风雪。世间不公与至哀，莫过于此。无论别人怎么评论，我认定李医生是英雄义士，有良知、讲真话，以身殉职，以义殉道，永远活在觉醒的人民心中。继续刷朋友圈，一路上也和朋友们切磋讨论。
有位很有灵气的文友发来疫情新作。“每天无数次不停点开那张公鸡图，那只漂亮的公鸡，似乎被鲜血染红，越来越红，我不停的感受着她的痛苦，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的确痛，也有怒，庸官祸国殃民！今年春节就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好好过，尤其苦了武汉、湖北的百姓，苦了还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奋战的医务人员，苦了加班工作量还翻几番的居(村)委会工作人员。
不止一位朋友发来“上海发布被骂”的信息，还有2月8日晚至9日凌晨网民留言的即时截屏，来不及“和谐”，所以原汁原味。上海这次防疫指挥，确实有不少可商榷与改进的地方，基层干部群众也有怨言。有基层负责人告诉我，抗疫期间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层叫苦连天，很排斥也很无奈。
有基层干部告诉我，上级发通知要求发动社区党员志愿者参加外来返沪人员的排查防控，而这些志愿者不少是六七十岁老党员，安排这些高危易感人群暴露在高风险中，于心何忍？有在企业做HR的朋友告诉我，母亲做社区志愿者，却不提供任何保障，口罩都要自己想办法；一个员工复工，单位要开好几张证明，不少于15张纸，为什么上海不做个信息平台，集中收集、统一出示？
市级层面没有及时学习兄弟省好做法，提前研究部署弹性工作制、复工后各单位的防范指引。对外来返沪人员没有提前明确居家隔离14天，也是缺陷，直到出情况后，才亡羊补牢，所幸未晚。尤其是徐汇区斜土路街道办事处确诊信息披露含糊，相关细节早在上海流传，没有得到实证，进一步引起市民对外地返沪人员的焦虑恐慌。官方通报已确诊的工作人员是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感染原因是否与去浙江有关？是否导致整个街道办的班子被强制隔离、工作瘫痪，所以副区长紧急带队补台？为何不提前部署返沪人员居家隔离？
中国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相当于一方诸侯，相当于管理一个中小型国家。两人都是本地不好，中国是人情社会，容易结党营私，出现“山头”，需要地域回避。两人都是外地也不好，对本省情况不熟悉，感情也未必真和深，万一都想着做政治跳板、早日晋升麻烦就大了，不能完全地域回避。最佳平衡和牵制是一个外地、一个本省，最好如民族自治区一样，省委书记来自外地、省长来自本地。
如批评者所愿，果然“上海发布被骂”上热搜，此后还有2.0版、3.0版继续骂。当然，“上海发布”是代人受过。防疫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批评者一方面是关心自己、家人健康安全和公共安全，关注疫情、热爱城市，无可厚非，隐约是公民社会的雏型。另一方面宅在家里两周以上、天天看上升的确诊与疑似病例曲线，失去自由度，缺乏安全感，心理肯定压抑，需要疏导宣泄。配合“NASA说今天地球引力最小能让扫帚立起来”的谣言玩游戏是放松宣泄，痛骂“上海发布”也是放松宣泄。
也许是太急切急躁了，有的市民有些情绪冲动。例如支持上海封城；质疑上海派那么多医疗队去武汉很不合理；要求上海援助湖北的医生回来；上海首先是上海人的上海；声称众筹将受贿的钱还给国家，将入狱的前书记赎出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真实的民意，执政者要学会面对和承受，绝大多数的批评建议中肯，一小部分不对路也难免，天塌不下来。
还好，上海警方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宣泄了几句过火情绪的网民叫过来训诫，更没有实施跨省抓捕。很少戴口罩，更从来没这么长时间戴口罩，尤其睡觉不习惯。后来实在困，迷迷糊糊眯了会。凌晨近4点，火车抵达一地级市，被站台广播叫醒了。晨起，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水。全程13个小时，这是唯一一次解下口罩，不超过10秒。
五
10日上午约11点抵达上海南站。疫情促进了耐心和谦让，旅客们不赶时间了，慢悠悠地下车、出站。到达的旅客少，元宵节那天，朋友发来上海虹桥站的密集人群，此时此刻没有遇到。在火车上如实填报了《来沪健康信息登记表》，谢天谢地，反馈的手机短信核验码是类。如果是类，表明来自重点地区或经过重点地区，出站时的检验检疫更严格。
类旅客只要出示手机反馈短信，经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核对无误，体温检测没问题，就可顺利出站。和家乡的火车站一样，出站也不验火车票了，而且进地铁站也不走以往的站内通道，而是引导走站外走廊。这么稀少的客流量，地铁作为交通工具是可选项。来到上海南站最近的4号地铁入口，立着一个“温馨提示”牌：“只出不进”，“需要乘坐地铁的乘客请至5号口进行体温筛查后进站”。
绕行一段后，来到5号入口，再经地铁运营方的红外线遥感测温，顺利进站。11:13进入站台，几乎无人。陆续又有若干乘客进入，都不会滞留在进站台阶附近，而是很默契地往左右多走几步，人与人之间至少相隔一个地铁车厢的距离，等候上车。一列地铁进站，车上人也稀少。大家依然有默契，一排座位，一般只坐两人，一头一尾各坐一人。中间停靠站新进来的乘客，看到一头一尾坐了人，虽然中间空位很多也不坐，要么宁愿站着，要么往其他车厢走，找一头一尾有空的座位。
出地铁站后，在内环高架下面一个十字路口观察，相比以往工作日，上海街头的行人稀少、车辆稀少，显然大多数市民还自觉宅着。中国经济中心的活力和实力，没有完全恢复。回小区的路上，常去的一个水果店关门、两个蔬菜店关门，只好走远些到菜市场，准备买好四、五天的蔬菜。品种比较齐全，芹菜7元一斤(标价5元)、大白菜3.5元一斤、胡萝卜5元一斤、蒜苗7元一斤，价格比平常上涨了1/3至3/4。
春节前后因劳动力、菜贩子紧缺，蔬菜店开张少，惯例蔬菜价格会涨，今年叠加疫情影响，涨幅更大。菜农未必从中受益，青菜的田头批发价依然不高，上海一个远郊的露地青菜只有4-5毛一斤，另一远郊的大棚青菜只有1-1.2元一斤。小区的物业很尽心尽责，提供了一次性手套，登记个人信息、交通信息，扫了一次体温正常，顺利放行。自此开始居家隔离14天。如今人人珍重，就是为国分忧。(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