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中国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职务作出调整。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职务，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职务。报道称，应勇出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这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心湖北省目前为止出现的最高级别人事变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上任的官员均出身政法系统，被视作深受习近平信任。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介绍，应勇是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职务。
人民网官员资料库目前显示，蒋超良职位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国强没有其他职务。在这次人事变动出现前一天，即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刚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并在会上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习近平称，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要求中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13日表示，由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生变化，临床诊断纳入确诊方式，2月12日一天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4,840例，截至12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8,206例，死亡1,310例。
人民网资料库显示，应勇同蒋超良同为1957年出生，常年在政法系统工作，曾在公安、武警系统任职。他在浙江任职多年，之后调到上海工作。应勇与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应勇曾在浙江先后担任浙江省监察厅厅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等职务。而在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应勇也被调到上海工作。职务也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逐步升至上海市市长。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也属政法系统出身。根据公开资料，王忠林此前一直在山东工作，在枣庄市公安局任职多年后升任当地检察院副检察长，之后在山东多个地方任职。2015年起任山东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2018年起担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此前在2月8日，浙江出身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也被“空降”到湖北，担任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也曾在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在习手下工作。
此次任命的应勇和夏宝龙都曾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地方上共事多年，一直被外界视为“习家军”。“现在体制内外都有问责的声音，对习近平来讲不利。越到这个时候越要用自己人，旧部是首选，这符合他用人的风格。”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章立凡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认为，政法系统干部在政治上更可靠，“更得中央信任”。他指出，北京选择这些政法干部而非专业干部派往疫情中心治理地方及公共危机，是因为中共需要通过他们防止此次疫情演变成威胁政治安全的事件，说明“政治安全、政治稳定才是北京最关心的”。
湖北省武汉市是此次疫情中心。此前由于被质疑瞒报和迟报疫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在社交媒体上一直是众矢之的。中国网友对此次武汉疫情中的四名主要领导讽刺性称为“武汉F4”，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武汉市长周先旺。“F4什么时候都下台？”微博上一位网友评论称。“他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这样的下场活该，”一位武汉市民评论道。在1月30日的新冠疫情发布会上，蒋超良在回答记者关于一些武汉春节返乡人员不能进家门、武汉医院物资短缺的问题提问时，一直低头念稿，始终没有回答两个问题，由此被网友戏称“答非所问蒋超良”。马国强曾在1月31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自疚、愧疚、自责”，如果自己早一点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或许会比现在好”。
中央国际电视台(CGTN)报道称，这是湖北领导层的“第一次重大调整”。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表示，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作出的，而应勇与王忠林二人都是“救火队”，都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时具有决断力”。章立凡认为，从应勇在公安和检察院的工作经历来看，中国当局换人的主要目的不是疫情管控，仍然是维稳为先。“官方担心经济崩溃，现在大规模裁员已经出现，一旦经济崩溃，就可能引发失业危机，随后引发政治上的危机。”章立凡说，“疫情本身已经引发人道危机了，叠加效应会让政权很难承受，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维稳。”但吴强指出，这个时候进行人事调整，仍然是北京在“没有紧迫感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他向BBC中文表示，北京没有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立刻做出反应，而是在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周进行部署，显示中南海的决策只是“按部就班”在进行，这种变化与人民的呼声及灾情变化相比“还是滞后”的，显示他们“没有太多的紧迫感”。
2月13日一早，中国民众一觉睡醒，得知湖北一夜之间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数激增1.4万多人。是此前单日增加病例惯常数字的十倍。湖北省确诊人数的陡增，官方解释为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第五版诊疗方案的建议，将临床诊断纳入确诊方式。即湖北省突增的14,840名患者中，有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表示，为了更快速，更准确检查病人是否确诊，把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为必要的更改。他解释称，此前必须在实验室测试为阳性后，才可接纳为确诊个案；后来因个案激增，更改成医院以快速测试来确定。不过在疑似病人不断涌现，医院无法为所有人作测试，部分病人未经确诊便死亡，所以未纳入确诊案例。
此前四川成都的一名新冠患者，前4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第5次送检后才被确认。目前为避免漏诊，“把部分新冠肺炎病例不发热、核酸检测有可能出现阴性”等情况纳入医护人员的日常实操中。中国官媒央视引述中央指导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称，第五版卫健委的方案里已经对湖北地区已经提出来临床诊断病例问题。其次根据病学原理(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人占比有百分之二三十，有百分之七八十靠临床诊断。临床诊断的依据包括发热、呼吸道咳嗽、憋气的临床症状和临床体征、CT影像和流行病史等综合因素给病人下结论。中国门户网站搜狐的文章称，投入使用新的诊断标准，带来统计数字上的巨变，更要记住标准之变的另样含义：它预示着此前统计的缺陷，一些等不到核酸检测的市民死去，被当成其他死因，或笼统称之为重症肺炎，没有纳入新冠病毒死难者名单。这是统计学的憾事，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牺牲，以及人道主义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于2月8日公布，到2月12日湖北的确诊数据激增，中间的4天时间发生了什么？2月10日晚，武汉市前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发布会中表示，截至2月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此外马国强还表示，武汉的1499名重症确诊患者全部入院。此话引发公众质疑，在央视微博的评论中有许多疑似患者发布个人信息，称自己未被收治和确诊。公众批评马国强睁眼说瞎话。也在同一天的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被免职。
2月11日非典专家，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权威人物钟南山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4月终结。此前他曾预测拐点可能会在二月出现，现在被证明当时的判断为时过早。2月12日，湖北的确诊人数激增1.4万人。2月13日，湖北的人事出现调整。中国当局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职务作出调整。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职务，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职务。有中国微博网友评论称：“怪不得一下子一晚上突然增加了一万多，原来是为了盘账、理库存，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网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