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发酵，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出现了紧缺。湖北等地的医院多次就医用口罩等向社会求助，居民零售端则一罩难求。一些大城市零售药店已经不能自主供应口罩，居民获取口罩只能通过居委预约登记，一个家庭一周只能分到5个左右。考虑到很多地区强制要求公众场所佩戴口罩，而多数地区将在2月10日全面复工，口罩供应将直接制约复工的正常进行。
当前，是不是应该允许口罩涨价、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口罩的生产和分配， 在学术界、媒体乃至民众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但在现实中，行政力量已经深度介入口罩的生产和分配：在生产端，做好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和相关设备、原辅料、资金等各方面保障工作，督促动员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在分配端，对重点医疗物资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
尽管如此，口罩的紧缺状况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原因有二：一方面，口罩生产看似简单，但也有不短的供应链，原材料、生产设备、劳动力等投入的增加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恐怕是激励和协调机制出了问题。后者即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买不到口罩对应两个问题：一是供给不足时，如何分配；二是如何增加供给。在市场机制里，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协调，价格反映物资的稀缺程度。在需求端，价高者得，让更有需要的人获得；在生产端，价格影响利润，以此指挥生产。生产企业受价格–利润机制指引，价格高，扩产的激励自然很强。换言之，一个价格变量同时理顺两个问题。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价格机制协调的分配和生产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极其复杂。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协调生产和分配，看起来理所当然，让人觉得并没有多高明；但当价格机制缺席，其他机制主导时，问题就出来了。
行政命令能解决口罩分配问题吗？传染病有负外部性，患者如果不戴口罩，唾沫飞溅，容易将病毒传递给其它人。对特定人群的口罩使用进行补贴，能有效减少传染病的负外部性，提高社会福利。这些人包括患者、有染病可能的人、人口密集区域活动的人，医护人员、患者家属及邻里街坊、疫区居民等。可能会有人会假称疑似人群领取口罩，但为了弥补传染病的负外部性，这些效率损失是值得的。
另外，在突发重大紧急事件的时候，政府在必要时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企业组织生产、保证供给，不仅合理，而且合法。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和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展开，过多依赖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一些负面影响就会逐步显现。这时就需要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更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
行政介入普通人的口罩分配，有三个明显的弊端：其一，行政分配是没办法把口罩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口罩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是高度弹性的，口罩和食盐、大米不一样，一个人一天吃盐、吃大米的量是基本固定的，但口罩用量的需求差异可能高达十倍。实际上，口罩作为飞沫隔离设备，它的需求是非常有弹性的，因为口罩并不是唯一不可替代的。少出门、少去人多的地方、少在外面待太长时间、避免接触高传染可能的人群，诸如此类，都是替代选项。大多数正常人在非密集区域时，并不需要戴口罩。目前，部分地区强制要求居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但大多数场景的戴口罩本身是浪费行为，挤占了医务人员和潜在高染病人群的需求，这无疑大大加剧了当前口罩供不应求的状况。从这个角度看，行政定量分配看似绝对公平，实则由于难以察知这些形形色色的具体差异的，只能平均分配，这本身对外出需求强的家庭就是不公平的。
其二，行政低价分配的机制会导致恐慌性囤货和过度需求。即使考虑非常极端的情形，市场机制下普通口罩可能很贵，但考虑到需求和供给都相当有弹性，价格是很难涨到数百元的天价的；家庭收入再低，还是能负担的起一周一两个口罩的支出。商店里有货，居民自然按需购买，不会着急囤货。现在的局面是行政垄断了口罩供给，并按低价分配，除此之外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口罩。这就反而可能加剧恐慌程度，激发了居民囤货的心理。这种现象意味着，假设口罩供应的总量够了，结构上仍会有不足。行政分配的失灵使得口罩并不一定能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这个被扭曲的信号如果继续激励生产，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商的利益。
其三，行政分配还有一个很强的假定：政府是有效的。但现实中，纵向上有多级政府，横向上有多个政府。湖北是全国口罩生产大省，湖北可不可以控制全省的口罩不外流？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政府间协调的困难都很多。新近发生一起案例。从公开信息看，重庆市商委从缅甸购买到一批口罩(其中还包括湖北黄石委托重庆购买的部分，一共9件共598箱)，用顺丰快递发货，结果被大理市发征用函征用。湖北和重庆都是疫情的重灾区，大理虽有病例，但情况远比两地要乐观的多，因此网上舆论对大理颇多批评。
客观上说，如果支持政府有统一调拨物资的权力，大理的做法就没什么错。最起码大理居民应该会拍手称赞。这是跨地区物资流转的痼疾，大理市被通报批评不过是撞到枪口上了。假如大理只是征用了当地居民和相关企业购买的口罩，可能就无法获得此类关注。横向政府间协调的困难，势必将协调的层级上升，直至到全国层面。但全国有几百个地市、两千多个区县、几十万个社区，每个层级的物资需求随时随势变化，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神仙也不可能同时协调好社区、行业、人群、地区间、不同时段等多个维度的口罩需求。最大的可能就是会哭的孩子拿到了最多的口罩。
口罩的生产是同一套逻辑，另一个故事。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经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能极大地调动工人和企业生产的动力。市场经济中制造业的基本特性。生产环节中各种要素都要围绕着钱转，以价格指挥各种要素参与、流转。行政强制可以让工人上班、企业家开工，但很难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扩大产能、提高质量。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都钻到钱眼里了：毕竟大过年的，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到人群密集区域提高了染病的可能，能出来干活已经是相当了不起。武汉新建的两个医院，正值放假期间，网传火神山医院给出的价位是1200元每天，工资现结现发。这不应当理解为工人唯利是图，而是决策者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按火神山医院给工人的工资涨幅估算，口罩生产、流转的各个环节都要加班加点，有的还因扩产能购置设备，未来有跌价的风险，对于小企业来说，口罩价格涨个一两倍可能并不算异常。
物资供应现在是极大的问题，四处告急。现在不只是复产的问题，而且产能要猛扩、要成倍的扩张。要扩张的不只是口罩行业，还有口罩生产设备的供给，无纺布、橡胶等原材料的供应，除了上游生产端，生产企业还需要下游需求端的信息，医用还是民用的，是N95标准还是只要防尘。这些都需要价格来传递生产信号。
价格只是稀缺程度的反映。压住价格或者由政府直接管理工厂，都不会改变稀缺程度，就像不能通过调节温度计来调节体温，反而让生产端收到的信号失真。被行政控制的产能，其物资的销售自然是限价的，很难给出超常的利润溢价，产能也就很难出现爆发性增长。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不确定性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政府限价和直接管理下的口罩生产，生产方只会按政府指令生产，很难超常生产，因为疫情随时可能结束，也因为他从中受益很少，赚不了什么大钱。
学者和民众批评武汉训诫最先披露信息的8个医生，致使关键信息被隐藏，让疫情处置错过了黄金窗口期。可是他们忘记了，压制价格本质上也是斩断信息流通渠道。压来压去，产能增长的黄金窗口期又要失去了。宣布疫情至今已有半月，市面上依然一罩难求，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价格压死，供给不上来，必然有价无市。现在还多了一些其它的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随意引用相关法律条款，随意征用生产企业或物流企业承运的物资。政府征用给出的补偿标准不高、申请补偿的流程复杂，这大大打击了企业突击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抑制了供给。
讲到最后，总是要给出我们的建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采用价格双轨制，在某些重点环节，由行政介入调控，保障重要防疫物资供应；其它环节，坚决放开市场价格，理顺价格，让市场协调生产和分配。具体来看，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疫区或集聚发病区域的居民等环节，行政力量可以介入调控。在生产端，政府可以指定重点企业定量配给、限价供应，获得一定量物资，分配给前述特定群体并列举式地向全社会公开透明。
除此以外，政府指定生产的重点企业的其它产出和其它所有企业的产出，应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让价格随行就市，居民依自己的需求购买、企业按价格高低决定扩产规模。若有少数居民买不起口罩，政府想救助，也不建议通过限价的方式。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现金补贴，采用口罩券等方式向特定人群定向投放，零售企业拿到口罩券再和政府结算。这一方式能让成本显性化，通过预算约束制约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保证市场机制不会被行政力量扭曲。
行政机构的考核强调努力和投入，而市场里的企业强调结果和绩效。现在行政系统付出了努力，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口罩产能扩大要看结果。所以结论很明确：非常时期，价格可以双轨，但政府的行政干预自有其界限，除此以外，应当充分利用价格机制的激励与协调作用。(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