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8日，正值香港不平静之时，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引起各方猜测是否要深圳取代香港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仿佛言下之意，如果香港是可以取代的，那么就不必太纠结香港形势的发展。我认为对这个《意见》出台的时机，不必做过度解读。即使以父母为比喻，如果中央把香港看成是“不听话的孩子”，也不至于把它当成从养父母那边领回的孩子，仿佛跟自己“亲生”的不一样。
而庆祝澳门回归20年的种种“政策大礼包”，是否也会对香港的地位造成冲击？归根究底，国际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是：香港持续的不平静所引起的对当地经济的打击，是否会影响今年2月正式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计划的拓展？或者反过来说，大湾区方案还需要香港吗？去年12月初SupChina和纽约亚裔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湾区座谈会，就此邀请了几位专家表达他们的看法。
大湾区拥有11个城市，由九个中国大陆城市(广州、深圳、惠州、东莞、珠海、中山、江门、佛山和肇庆)和两个特别行政区(澳门和香港)组成。其总人口为7,000万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虽然只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目前却提供了中国GDP的12.5％。2018年大湾区的GDP超过韩国，2019年应该会超过加拿大。这个规划蓝图的目标是将九个大陆城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连接成一个新的高科技和创新中心，同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这个计划的蓝图里，大湾区的发展将促进“一国两制”的实施，并促进内地与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包括香港和澳门居民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地理环境的联系体现为新的高速铁路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将澳门和香港连接到大陆。这同时也将成就“一带一路”南向的机遇。
大湾区建设的压舱石是基础设施项目。三个主要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两个已经完成：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启用，大大缩短了从香港到珠海和澳门的旅行时间。第二个是高速铁路，该铁路也于2018年开放，将香港连接到深圳和广东，之后又连接到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在《2019胡润百富榜》中，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家总数最多，达到425位，其中有8位身家超千亿元。居住于深圳、广州、佛山的企业家最多，分别有191人、90人、和36人上榜，香港则有53位。香港和深圳两地在《2019胡润百富榜》的上榜企业家总数比美国全加州（包括硅谷）的还要多。从行业来看，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医药等行业的上榜企业家占比较多。
SupChina创始人郑安澜问：大湾区的规划背后的动机为何？为何有些人形容它为“乔装版”的《中国制造2025》？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贵认为，这个项目的缘起，其实是香港和广东政府协同的构想，初衷是要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是属于地方性的考量。大湾区咨询公司创始人安东尼•劳伦斯认为，虽然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像是《中国制造2025》，尤其从提升高新科技来说，但《中国制造2025》毕竟受到很多的政府补贴。而大湾区将有大量的私人企业参与，受到政府的支持有限。
美国汇盛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陈凯丰同意这个看法，深圳不但出了像腾讯和华为这样的科技领军，还有一个很受人瞩目的，即巴菲特十几年来唯一持股的中国公司比亚迪。劳伦斯总结大湾区的优势在于：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的法治模式、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涵盖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分销）、巨头华为、腾讯和平安的总部、创新文化、改革开放的起始地等等。但为了在2035年前完成规划中的“任务”，大湾区将面临的挑战包括：一国两制、官僚的繁文缛节、保守的政治文化、国际形象营销不佳等等。
香港会失去其金融中心的位置吗？陈贵认为，只要“一国两制”的系统能够坚定地走下去，香港不会失去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香港也是一个世界认可的仲裁中心。港英时代留下来的普通法，仍然与世界商业机构无瑕连接。陈凯丰认为，一旦香港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之后，香港应该会恢复它重要的位置。
从劳伦斯的角度来讲，香港的重要性是一个资金的聚集地，是很多外资(70%)转往中国的转接口。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在香港二度上市，总市值高达4万亿人民币。阿里巴巴难道不在乎交易广场周围的街道两旁都是砖块和汽油炸弹？简单的答案是，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不需要安全的街道来处理每天通过其证券交易所、银行、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及保险公司流入的数百亿美元。可见“抗议者也许可以封锁高速公路，但不能阻止通过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买卖订单。”但长期持续动乱的影响还待观察。
著名的做空投资专家詹姆斯•查诺斯最近曾在北京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表示，他打算做空澳门的赌场。郑安澜问纽约座谈的专家这是否有根据？陈凯丰却有不同看法：其实国内经济受到的压力越大，国人越会往澳门去赌博。他认为这个博彩市场是不会倒的。陈贵认为，其实在香港和澳门原生制作的产品并不多，最主要的功能是在金融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最主要的架构是人才、法律和资金的互通流动，深圳有中国最大的金融体系公司如平安，也是未来人民币的交易中心。未来将会是深圳更像香港，而不是香港更像深圳。
香港是金融中心，澳门是旅游中心，深圳是科技中心，广州是制造中心，城市之间有互补的关系，但也有彼此竞争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了三种不同的关税和不同的法律制度，这是否会造成大湾区融合成为“一体”的障碍？比方说，郑安澜指出，世界上前十名货柜港口有三个在大湾区，包括深圳、香港和广州，这是不是表现了大湾区在世界的独特竞争力？陈凯丰说，他记得学生时代曾经造访荷兰的鹿特丹，当时是国际龙首，现在连前十名都排不上，这证明了中国沿海经济的繁荣。陈贵指出，其实三个港口之间也有彼此的竞争。因此未来的发展要看如何协调它们之间各自的长项。另外像南沙已经变成完全自动化的港口，再加上“一带一路”所创造的商机，前途不可限量。
谈到大湾区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陈凯丰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大型商品交易所在伦敦，交易的商品包括铜等，百分之百由香港证券交易所控股。所以他认为应该让伦敦大型商品交易所在香港或是大湾区建立一个储藏仓库，目前韩国是这方面的领军者，但深圳证券交易所不愿意让香港交易所在中国直接或间接经营仓库。另外香港在健康医疗方面可以作为大湾区的示范。劳伦斯认为，香港和澳门的居民现在能够在中国的公安系统注册，以后将会是一种典范，可见只要能够打破行政藩篱，实施可以是很快的事。另外，陈贵提到2019年5月香港政府第一次发行绿色债券，促进香港可持续的发展，这也可以成为大湾区的典范。谈到为什么香港没有成为电动车的推手，劳伦斯认为因为香港的房产大亨也拥有所有的主要房产以及计程车站，所以他们没有动力推行电动车。
大湾区计划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郑安澜问，特朗普想要振兴美国，是不是看到大湾区就应该感到威胁？陈贵认为大湾区的初衷，并不是要为了和硅谷、曼哈顿大纽约区或东京湾区抗衡，而是增强地区性的竞争力。劳伦斯指出，大湾区之间的很多建设，现在已经非常令人瞠目。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火车电动车，49分钟就可以到达。另外还有很多桥梁建设。大湾区政府能否实现在2035年底前成为全球首要的“海湾地区经济”的崇高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能否在今年2月公布的总体规划中发挥其指定作用。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使更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掌握在私人投资者手中。正如省政府官员最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的，广东有4.5万家国家级科技公司。相对于深圳的每一个腾讯、平安或大疆，都有数千个创业者等待创造下一个独角兽。所有人都非常愿意沿着商汤科技的路线走。商汤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香港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如今市值已达数十亿美元。
澳门会取代香港吗？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庆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数个利好政策，一般解读为奖励澳门“听话”，有别于香港。按照目前香港的形势，应该很难能在香港起到政治上的效应，但从心理战来说，澳门或成为香港的“备胎”，奖励其“不闹事”。根据这些利好政策，澳门要建交易所，打造人民币“离岸纳斯达克”，“广期所”也要来，巩固和提升澳门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等。银保监会也发布实施三项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和支持澳门的银行在内地设立机构，将澳门纳入内地保险资金境外可投资的地区，以及支持内地融资租赁企业落户澳门，助力澳门特色金融发展。
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评论说，作为博彩业发达的城市，澳门对资金的风险胃纳更高。与内地城市相比，澳门更具有开展金融创新的政策优势，更适合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技术乃至服务方式及金融市场等创新金融业务，进而吸引到“不满足于传统金融行业的国际创新金融人才前往澳门寻觅新天地”。
但澳门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取代香港的地位吗？有一派人士如《美国之音》的香港专题记者任敬扬最近接受访问时谈到了这个问题。澳门为何与香港不同？他认为在“六七暴动”之后，由于澳门很小，葡萄牙对于治理没有很多兴趣，所以回归前其实中国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已经开始对澳门的控制。澳门有63万人口，香港有700多万人口，而且香港持续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型企业，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利益非常重要，也经常保持着联系，对于中国来讲，控制相对比较困难。澳门经济的主力是赌场，而赌场是近十年来由于美国赌场到澳门的开发设立才开始兴盛。
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通过香港中转，但没有资金经过澳门转向内地投资，所以澳门要成为中国和亚洲的金融中心，仍将面临很高的门槛。另外两个行政区的对比是：澳门居民人均每年拿1万多澳门币的福利，澳门年度人均收入超过8万美元，而香港有很多穷人，香港特区政府1月13日发表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贫穷人口1,406,500人，贫穷率为20.4%。
但澳门有很多内部基建的问题，要发展人民币计价的交易所和结算中心，或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国际会议中心，并不是那么容易。用同样的逻辑，为何不以赌博经济闻名的拉斯维加斯或大西洋城来取代纽约？纽约、伦敦和香港之所以为世界三大金融贸易中心，不只是因为它们是讲英语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普通法，因为普通法的系统里面有关于国际贸易的案例受到各路玩家的尊重。但澳门像葡萄牙一样属于大陆法系，而葡萄牙并不是一个经贸领先的国家。澳门有赌博业和旅游业的人才，但金融业人才不多。
澳门会不会聘用香港人去澳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即使在香港，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太相信任用香港人，那么要把他们送到澳门去更是困难。如果人才不从香港来，那么是不是要从大陆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在深圳或上海成立金融中心。除了普通法之外，香港还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澳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使外国投资者相信澳门。另外，在美国政府眼中, 澳门是替朝鲜洗钱的赌场经济，所以美国会不会承认澳门为金融中心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北京说了算，要看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如何看待。任敬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取代市场经济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
但劳伦斯不太同意这样局限性的看法，他对我解释他的分析：“习近平主席对澳门的‘礼物’不仅是象征性的。它们也很实用，并且属于大湾区计划规定的政府优先事项。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使澳门成为海湾西侧经济增长更强大的引擎，并且用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帮助澳门经济‘适度多样化’，摆脱对博彩行业的依赖。”劳伦斯认为：“没有人指望澳门能与香港抗衡，或在香港恶化的情况下提供备选方案。相反地，广东需要澳门试验目前香港不可行的新型融资模式和跨境整合模式。如果澳门能做到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它会及时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将为香港提供一个路线图，以供香港大规模采用。澳门是进行敏感改革的绝佳实验‘沙坑’。”
与此同时，劳伦斯认为人们对在澳门建立另一个股票市场的想法过于关注。更大的礼物是与珠海市横琴新区的整合计划。这将解决澳门缺乏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挑战，并使澳门实现指数级增长，“我可以看到澳门的人口在未来五年内翻倍，从长远来看，到2035年大湾区计划收官之时，我可以看到澳门超越拉斯维加斯(人口250万)，朝着像新加坡级别的城市迈进。到2049年特区届满时，有500万人口并非不可想象。”(转载自FT中文网)
